关于《美国精神与美国崛起》(2)

　　人性是永恒的主题，和神的存在一样，应该被排除出科学研究的范畴，而不适合拿来解释一个国家的崛起。诚然，一个国家的崛起离不开支撑这个国家的文化，而文化精神又很容易推广至国民精神，最终变成民族劣根性或者“超人民族”的妄想。但是群体的特性只能停留在群体，停留在文化的范畴，而不能下行到每个个体，即，群体特性并不等于统计学意义上的多数个体特性。例如中国人曾经被称做“东亚病夫”，这个外人看来确凿的民族特性，并不能从统计学上证明性格懦弱的中国人占多数，必须从中国当时的文化、体制中寻找原因。

　　将群体性的文化现象研究，落实到个体化的人性选择，除非有充分的社会学统计研究做基础，否则只能是臆想和歪曲了。而“贪婪”和“对财富的追求”这样的人性，又恰恰无法通过社会统计去研究，也许王一江教授有特殊的研究方法，竟然比较了各国家、民族的人心并且得出了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加贪婪的结论？此处只能聊备存疑了。

　　一位读者编辑部：

　　我想这位读者把这篇文章的意思读差了很远。在这段回应后，我引用了文章中的几段话，突出一下文章核心。这几段话可以总结为两句话：(一)美国精神是贪婪 (但我没有说这是美国崛起的原因)；(二)美国崛起的原因是工业资产阶级强大到可以按自己的利益来制定游戏规则，将贪婪纳入符合自身利益的法律和秩序的轨道。

　　前面一句讲美国精神，实质上和其他很多民族的精神并无大的差别，这就是这位读者所说的永恒人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希望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重大分歧；第二点才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差别的关键。这和我前面一篇关于日本的文章的核心思想是一样的：明治维新后日本富国强兵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新兴资产阶级足够强大，因此变革可以按照他们的游戏规则进行。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