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从帝国时代走向共和时代(3)

　　经济观察报：钱从哪里来？

　　易中天：非由天降，非由地生。既不鼓励商业活动，又不鼓励货币流通，又要花钱，要养官员，还要打仗，要保卫国家，要养军队，皇室为了保证自己的庄严还要讲排场，都得钱。国企改革就是两个问题：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中国古代就在说这个问题，一个帝国的维持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王安石变法就试图解决这两个问题，但是解决不了。皇室在不断膨胀，官僚队伍在不断膨胀，这么多庸人往哪儿去？这么大一个国家机器需要维持，钱从哪里来？解决不了就崩溃，崩溃就改朝换代。

　　经济观察报：所以往往搞个二三百年就洗一次牌。

　　易中天：只能用战争来洗牌。战争破坏生产力，大幅度减少人口，重新回到贫困，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以后就过好日子，进入盛世。盛世以后就开始膨胀，膨胀以后又解决不了，又崩盘，再回到贫困线上。开国为什么气象好？穷啊。

　　经济观察报：而且人口也大面积减少，太平天国期间中国死亡人数就达到几千万人。

　　易中天：“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鸡叫都听不见。像汉代开国天子坐不起四匹纯色马拉的车子，宰相坐牛车上班，穷啊，当然得艰苦朴素，当然作风很好啊。一段时间的“与民休息”之后，国家财政有钱了，就开始穷兵黩武，或者穷奢极欲。主要是用于满足王公大人奢靡、奢侈的生活，而不是用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也不是用于文化教育、办公费学校、搞公费医疗。

　　经济观察报：我觉得和一套体制有关，搞教育，何苦搞啊。

　　易中天：是愚民政策，为什么要搞？即使搞教育也必须按照我的模式来，只知道忠君爱国，别的都不知道。对自然科学没兴趣，对哲学没兴趣，对宗教没兴趣。一段时间里政治相对清明，吏治清廉，风气也好了，开始进入盛世，然后盛极而衰。最后结果就是垮台、崩盘，恶性循环。从“始皇帝”开始，中国就踏上了通过武装来夺取政权、改朝换代的不归之路。正所谓“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所谓的历史的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是正确的，他说民主是走出历史周期律的办法。

　　易中天：现在很多人对民主的理解不对，好像民主就是大家可以发表意见。民主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不要谈民主。但是中国古代的帝国制度是主权在君，君权天授，怎么可能是民主的？不可能。民主、共和、宪政，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产生这些理念。

　　共和的历程注定艰难曲折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帝国制度在秦始皇时候是一个草创的土坯式陶罐，那么到清朝已经成为青花瓷的瓷器了。

　　易中天：这个比喻太准确了。帝国制度本来是一个土陶，秦始皇开创的秦王朝就是一个陶罐，到了汉代就做得比较好了，但是被打碎了。送进炉子里再烧，又好一些，又打碎又烧，多次回炉，越来越精致。到了清朝就是一个非常珍贵、非常精致的瓷器。清代从帝国制度角度来讲可以说无懈可击了，皇位的继承、权力的分配、政令的通达，包括民族问题、民生问题它都解决了。

　　经济观察报：但是以前的教育灌输给我们的印象是，清王朝就是腐朽的，制度腐败，民不聊生。

　　易中天：清朝肯定有帝国的通病，有所有王朝的通病。但是相对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在帝国制度的框架内它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当然前提是在框架内。有些问题是帝国制度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也不能要求它解决。

　　经济观察报：有资料说，直到清英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二十年(1820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总份额的32.9%，领先西欧核心十二国的12%，更遥遥领先于美国 (1.8%)日本(3.0%)。但是为什么鸦片战争清帝国一败涂地？

　　易中天：因为此时帝国制度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珍贵、非常精致的瓷器，其脆弱性也是不堪一击，敲不得、碰不得。

　　事实上，清王朝的民族和民生都不是问题，至少不是大问题。真正成问题的，是民权。不讲民权，是帝国制度之根本，也是帝国制度之通则。历代王朝之败，也均不在民权，而在民族(如元)或民生(如秦、汉、隋、唐)，要不然就在军事(如宋)或政治(如晋)。清的情况却不同。借用柳宗元的话说，清之亡有如周之亡，其失在于制(制度)，不在于政(政治、政策、行政)。也就是说，清之败，不是王朝之败(一个王朝战胜另一个王朝)，而是制度之败(一种制度战胜另一种制度)，也是潮流之败。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到了民权，便没有办法可以反抗。”

　　经济观察报：即使改革也无以挽回。

　　易中天：清末，尽管改革是大势所趋，救亡是国人共识，但对于救什么，却有不同的理解。爱国志士要救的是国家之亡、民族之亡，大清朝廷要救的却是政权之亡、皇室之亡。因此，当改革危及到其自身利益时，当权者没有片刻犹豫就把自己从改革派变成了顽固派。虽然戊戌变法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转型的历史契机，但是大清王朝赖以存在的那种集权、专制、独裁的制度，与共和、民主、宪政是格格不入的。它的变革，实属无奈，也无法从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

　　经济观察报：明灭亡后又一次改朝换代，帝国制度纤毫未损，反倒又延续了二三百年。清也没有因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而立即灭亡，但是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清王朝就和帝国制度一起覆亡了。

　　易中天：因为大清王朝是与帝国制度同生死共命运的，根本就俱为一体。帝国制度是其里，大清王朝是其表。帝国制度如不该亡，则大清不亡。大清既亡，帝国制度也就必死无疑了。公元191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在内外交困中灭亡了。随同它一起被埋葬的，还有整个帝国制度。这一次，在治乱循环中折腾了二千多年的中国人，已不愿意重蹈改朝换代、成王败寇的覆辙，他们决心进行一次真正的革命——革制度的命。于是，帝国的历史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民国。

　　经济观察报：清之败既然在于制度，则救亡之路便惟在改制，即变专政为宪政，但是中国的宪政之路曲折漫长啊。

　　易中天：共和的历程注定是艰难曲折。我们知道，任何变革，都只能在历史传统和现存条件下进行。脱离传统和现实的移植，势必水土不服，难以成活，清末民初便是如此。可以说，正是这一传统的阙如，以及两种制度、文化、传统的格格不入，不但使维新变法胎死腹中，而且使共和的历程一波三折，一误再误。辛亥革命之后是军阀混战，军阀混战之后是北伐战争。军阀混战的结果，是“民国”变成了“战国”；北伐战争的结果，却是“民国”变成了“党国”。这也并不奇怪。在我看来，中国不能一蹴而就地走向共和，恰是历史的必然，辛亥革命的成功反倒可能是偶然的惊喜。因为共和也好，共和国也好，毕竟都是我们民族的政治传统中不曾有过，也不可能产生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那么，何谓共和？

　　易中天：共和是一种政体(共和制度)，也是一种主张(共和主义)。作为一种政体，共和制是与君主制相对立的。共和之实为何？一曰公，二曰共，三曰和，也就是“天下为公，和平共处，选举换届”。具体到政治制度，则意味着国家权力乃天下之公器，治理国家乃共同之事业。因此，政治权力必须由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并对全社会平等开放。分享，就意味着权力不得世袭、独占，而且可以让渡；开放，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参政、议政、从政，而不在乎他是少数还是多数，政见是否与当局相同。分享和开放甚至意味着不排除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妥协，联合执政、共同执政的可能。故“共和”者，必是因“共”(共有、共享、共治)而“和”(和平、和睦、和谐)。

　　经济观察报：这样一种制度和传统，是中国古代社会前所未闻、从未有过的。

　　易中天：中国传统政治的逻辑是成王败寇，你死我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为非如此则革命不能成功。总之，中国历史上只有“互斗”，以及互斗之后的“臣服”，没有“共和”(和平竞争，共享政权)。历史毕竟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选择，而从秦、汉、隋、唐，到宋、元、明、清，传统只给了中国人两种选择：要么天下一统，君王专政；要么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相比较而言，前一种选择似乎更好。这其实并不能怪谁。实际上，自从启废禅让，天下为家，邦国和帝国的历史上，就只有“改朝换代”，没有“选举换届”，也没有“共同执政”。

　　经济观察报：现代共和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要素，即民主与宪政。

　　易中天：民主解决授权问题，宪政解决限政问题。而这两个要素，也同样为中国政治传统所阙如。传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总在左右着我们的思维，决定着我们每一变革的成败。如果我们原本就有民主、共和、宪政的传统，只要把它们开掘出来就行了。但问题是，我们没有。这就决定了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共和、民主、宪政，必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不断探索、摸索、实践、纠错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吧！只是我们不知道那河有多宽，也不知道石头有多少。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