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华：香港娱乐十年

　　□ 林奕华/口述 本报记者 刘恒涛/整理

　　编者按：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香港的娱乐业在这十年内起起伏伏。想想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些香港电视剧，以及那个时候崇拜过的四大天王，现在不禁令人感慨唏嘘。林奕华导演早期曾做过电视编剧，后来一直活跃在话剧行业，他一直关注着香港的娱乐文化的变迁，在这篇采访中，他从最根本的角度剖析了香港文化的根，剖析了香港的精神来源。　　

　　香港有上世纪80年代的繁荣，其实是因为70年代的经济起飞，让80年代享受到了70年代的成果。但是到了90年代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有点停顿下来了。香港人常常会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大家都喜欢马上看到成效，要快、要方便，所以香港的好处或长处就是它会实事求是地很有效率地处理解决问题。

　　我猜可能是因为香港崛起的时间还很短，大部分人来到香港其实就是在50年代，也就是说战后这一代。那个时候香港还很穷，它的经济起飞是从70年代开始的，慢慢从一个手工业的社会变成制造业的社会，再由一个制造业的社会变成一个出入口贸易的社会，慢慢变成世界金融、经济的一个中心。

　　香港成就了一些东西，但这些东西有时候也会变成只是一种泡沫。像回归之后的泡沫经济就很明显。因为回归之后，全世界对香港的注意从之前的非常密切变成了一个“哦，它已经完成了一个历史的时代了”这种感觉。所以有一阵子旅游就很淡。

　　香港是一个非常迷信成功的地方。香港的主题曲就是《上海滩》。因为其实香港还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贫穷，那么多的小孩子住在政府的廉租屋里，父母就给他们这么一种影响，就是要尽快离开这个环境，赚到很多钱，改变这种生活状态。所以赚钱是香港人最大的人生目标。

　　现在看看，其实我觉得香港的经济在内地的帮助下还算蛮稳定的，但是香港人好像还没有完全改变那种一直以来很短视的习惯。我觉得整个香港文化并没有很多的空间，做香港文化的人都没有明确意识到。你去改革教育，他去怎么怎么的，但是那都是很外在的东西，并没有抓到问题的核心。香港人为什么常常觉得很空虚，因为香港的物质生活太富裕了，所以变成大家都觉得理想生活就是物质生活，我觉得这样的概念其实造成很多误会。

　　香港有安逸的惯性

　　我觉得要改变这种风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那些人有自我，有自觉性。但是香港其实没有多少文化是把香港人带到这个路上去的。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看的报纸，听的音乐，跟朋友聊天的话题，其实还是有很多物质形式的。

　　香港人常常让我觉得整个社会都没有很强烈的公共意识，大家都比较会看到自己。所谓的成功，很多时候是钱赚得多不多，有没有得到名誉、身份地位，而不是说你对这个社会有没有贡献，你怎么去看待那些活得没有你那么好的人的生活，少了一种关怀。大家都是比较紧迫地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如果能享受自己的人生，那就最好了。比如我们唱的那些卡拉OK，那些歌曲就是给那些情感受伤或者失败者用来心理治疗的。而且很多歌曲，你都看得到，都是自我形象很差或者自我感觉不良好。

　　绝大部分香港的精神食粮都是在消费性的层面，而且在这过去的十年里，我觉得还蛮严重的事情就是性的压抑。你看现在的报纸，常常都会拿一些艺人走光或者就是性感什么的来做文章，然后发明了一大堆你也可以说比较侮辱性的字眼，让大家都觉得这个社会任何人要上位的话都只能靠这个。

　　所以香港的电影、戏剧等等，都非常非常关注形象。但是我常常觉得这个东西在外国来讲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外国人对于别人怎么看自己和自己怎么处理自己，他们不会太以社会的眼光来作标准，因为他们都非常个人主义。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就会，从一个规范的角度，用民间的意见来管理整个社会的一些道德和传统。

　　狗仔队在美国在日本都有，但是他们不会像在香港这样变成一种主流。《苹果日报》的影响其实不止香港，在内地、台湾也很厉害。所以我之前还说，光从娱乐报道的手法来讲，香港和台湾、内地还是有区别的。香港的娱乐记者很被动。唯一的主动大概就是用狗仔队，光用狗仔队其实也是很被动的，因为他们不会想用别的方法来吸引读者。在狗仔队还没有很影响台湾媒体的时候，台湾的媒体都有娱乐版，但它不会每一份都一样。比如有些会比较重视一些议题的探索，然后有些可能会用一些“根”，还有一些是另外一种。所以我在台北翻报纸时会发现，它从各个角度做它的头版。但是香港就不一样，一般都是那些记者会，找一些比较耸动的字眼，来讲一些记者会所讲的东西，真的没有什么很敏锐的新闻角度。但是我常常觉得你不能去怪媒体，因为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社会。

　　张国荣去世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一个唱片店，电视在播这个消息。我就“哦”了一声，很多前尘往事都来了。我跟他的缘分比较奇怪，最后一次见他是在柏林。我们认识的时候还都是十几岁，很遥远了，就是我在念初二的时候，他读初三。我刚好新到那个学校，他也是。他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全学校最漂亮的了，常常跟一些女生在一起。他很喜欢打篮球，我还记得他打篮球的时候几层楼的人都来了，看他。他从小到大都是明星。后来我离开那所学校到台湾念书，念完书回到香港去了另外一家中学。收到他的一个朋友给我的一个讯息。说让我给他打个电话，我猜那个时候他是想去台湾，我没有回，然后没多久我就在香港无线碰到他了，他正参加一个歌唱比赛。

　　所以说香港回归十年，它被评定的标准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看那个地方的人的生活，有没有一种特别的品质。我们现在常常讲香港人怎么样、上海人怎么样、纽约人怎么样。我觉得这些统统都是文化使然。

　　过去的十年里，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我希望香港已经到了最恶劣的一个状况，往后就会有一点点升级。我此前就和人说过，香港的过去是从动荡到安逸，然后在安逸里面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他们太把安逸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不会对自己做更多的要求。他们认为很多事情只要守住目前的状况就ok，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每个人如果都只是付出他觉得ok的力量，这个社会就会变得很有成就的话，不可能。

　　香港有十个文化基因

　　香港是一个非常鼓吹成功的地方，随口就会有人跟你说，哦，你想当李嘉诚啊，或者说你以为你是李嘉诚啊？很多时候他们把那些受欢迎的人，作为一个成功的标准。我常说香港有十个文化基因：周星驰、林夕、金庸、无线电视的连续剧、王晶等等，还有商业电台。他们其实曾经做出了香港的一种兴旺，还有演唱会，也是一个文化基因，因为演唱会象征成功，香港红馆是一个成功的殿堂。

　　林夕对香港人的精神状况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不是说正面的，还有张小娴。我现在说的这些文化基因，就是说从这十个文化基因就可以归纳到为什么很多香港人都一样，讲一样的话，有一样的价值观。

　　我说香港人是加引号的，就是说张小娴让很多人觉得，在一个高度发展的物质社会，女人追求的就是这些。她跟另外一个小说家深雪，常常灌输这些概念，就是女人一定要会控制男人，不然的话他离开你就糟糕了之类的。但这类东西对很多人真是很受用的，所以我做的很多东西就是常常在反抗这些文化基因。我是很反抗林夕的，反抗张小娴，反抗无线电视剧，反抗商业电台的影响。

　　林夕那么受人欢迎的原因也许是因为他自己的生活大概也不怎么快乐，所以他非常懂那些不快乐的东西。我不认识他，但是从他的歌词里我觉得他有很多很多的单恋。就是我上面讲的，香港人为什么需要卡拉OK，就是因为香港人自己觉得不好，自我价值很低，所以那些歌统统都是很自恋的，对我来讲都是一种精神上的自虐。然后他们唱完第一首又要第二首、第三首。我觉得这方面林夕变成一个典范，然后很多人就无法从这个典范中走出去。

　　香港是这样一个社会，香港是那么一个重视成功的地方。你有一首歌一定要交给有分量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他就变成一种垄断，不够多元，每天都是这些。这是一种精神状况的垄断。我觉得香港人常常要唱那些歌，很大程度上核心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喜欢自己。可能是他们的恋爱都谈得很失败，就到歌里去找。很多人就是很认同，我不能认同的原因是，爱情的很多事情我真的不那么看。我不能认同爱情是凭感觉的，因为对我来讲感觉只是一个表相。爱情不可能就是你把问题丢给别人，要别人来解决。可能我跟别人的爱情观不一样。我会觉得那样很假。

　　香港人如果自己有创意的话，就不会变成每个人都只能唱别人的。香港人很依赖现成的东西，他们连谈个恋爱，都希望跟小说家、卡拉OK接通，只是想活别人活过的一个经验。我原来也是这样，整个人格都变成了这十大因素，我后来慢慢找出一些经验，原来不能这样。

　　香港并没有很多的渠道让这些意识发生改变。大家都说，你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幻想是香港娱乐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元素。香港的文化之所以对内地来说那么具有吸引力，让内地那么多人喜欢它，就是因为它有那么多资源，有那样的天时地利人和，创造了很多内地人的幻想。

　　香港文化是反英雄的

　　香港是很早就可以跟世界外面接通的，但是现在我觉得香港人对于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并不是那么感兴趣，因为他们会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们只关心一个东西——时装，因为时装是一种权力，是一种fashion、潮流。

　　香港之所以那么需要潮流，是因为他们觉得在那上面可以得到很多在别的地方得不到的权力。你制造得越多，就代表说，你越在别人的上面。所以香港不会有思想家，杂志不会请思想家写稿，但香港会非常愿意请像黄伟柏这样的人。也不是说黄有错，但是因为在这样的位子，大家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大师，是一种大师。因为他有权威性，别人一定要听他的，要在他的口中得到标准，如果你不是像他那样看时装的话，你就落伍了。香港人不怕自己脑袋里面没东西，但香港人很怕别人说他不够型。

　　香港很专长做一些表面的事情，做得很好看，但是这些很表面的问题，因为有关这个社会的变化，所以它也有一些可以被阅读、被诠释的空间，但是到后来，连这些东西也只是变成一些方程式。就像周星驰，我本来说要好好写写他的东西，看了《功夫》之后我觉得很失望。

　　这几年香港过世的顶级艺人也很多。我常常都觉得香港人一直活在别人为他们制造的一个很虚幻的世界里，我觉得他们心里面是很空的。像梅艳芳，她如果还在，或许她很难立足，因为她太“大”了。

　　香港很快就已经忘了80年代，我们的断层很厉害，90年代的人不知道80年代发生什么事情。

　　香港对中国人来讲，最大的贡献就是用了很多很多的时间、金钱去成就了一个小男人文化。香港没有英雄，香港是一个非常反英雄的地方，我说的这个英雄不是商业英雄，那种是非常受欢迎的；我说的是那种人文意义上的英雄，周星驰、刘镇伟统统都是反英雄。

　　我觉得王家卫是个摆姿态的人。他跟林夕是很类似的。一方面绝对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把一个故事写成完整的剧本，所以他就是东一段西一段，事后再把这些东西连在一起，后来发现原来这个样子非常受香港人喜欢、受全世界的人喜欢。《花样年华》如果不是张曼玉的那些标志着东方的旗袍，也很难说。徐克这个人，我觉得他太神经质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能安静一点去讲一个事情，一定要飞来飞去，比如《七剑》，我看了之后发现，这个重点在哪里呀？我比较喜欢的是《上海之夜》。杜琪峰很懂，但是我觉得他的作品没有更多一些内容上的充实感。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寂寞，非常寂寞。你在香港找不到一种深情款款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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