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张维迎之争本质是什么

　　叶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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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迎与邹恒甫之争已成为一个公开事件，并且让中国经济学界大丢其脸。借助这件事，中国许多大红大紫的经济学家的学问及其附属的研究机构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经济学家的富豪生活一一曝光于聚光灯下。实际上，如果国内那些空中飞人四处讲课的经济学家还不太像英国绅士，那是因为修为不够，而不是钱财不够。

　　面对邹恒甫的指责，张维迎的反应是“清者自清”。拜托，我们现在并不生活在农耕社会，可以用名士风度自处，一个公立学校的教师、院长，政府投入了十几亿的钱财，面对越来越具有法律意识的纳税人，如果不愿公布自己的财产、或者对于程序语焉不详那是渎职。

　　让我们看看一方业已公布的材料：特聘教授一年26万的津贴，如果是海归教授周末上EMBA课，每一个长周末另加1万美元，即便是偷懒之人，年收入早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如果算上那些课题、讲座、独董的收入，200万左右是不成问题的。

　　考虑到中国当红经济学家的稀缺性，他们的钱与当红的基金经理持平，也不算太离谱。但问题在于，基金经理的收入是以业绩来衡量的，每个季度都有财务报表公之于天下，而当红经济学家的稀缺性是可以人为制造的。如果著名经济学家的筛选权掌握在亦学亦商的少数人手中，与任何产品一样，经由一种特定的程序之后，他们就能获得垄断性，教育产品的价格、以及教育者本身的价格，就可以任意挥洒。即使北大清华

　　异类只有三种下场，一种是沦为普通商品，苦苦求生；一种是彻底成为商人，安心享用钱财；还有一种是利用在国外的平台回过头来做事，就像邹恒甫这样，身为世界银行的员工，才有胆气纵横挥洒，或者像陈丹青，本职是个画家，食有鱼出有车大概不成问题，所以才能痛陈目前教育体制的积弊。否则，也只能像普通教员一样忍气吞声，在职称的天梯上爬一辈子。从理性人的角度来说，一般教员与掌握标准的垄断者合作是最好的选择。

　　科技部部长万钢上月在同济大学百年庆典上发表演讲说，“除了为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知识成果和人才，大学没有自己的私利”。但从大学的招生收费，以及某些大学向银行肆无忌惮地贷款直至产生破产之虞，无不在道出一个相反的结论，大学已经成为一个封闭的急剧膨胀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且由于是公立大学，政府不得不为此兜底，承担巨大的道德风险。

　　这样的大学，与那些哄抬物价屡遭民众诟病的垄断企业有什么区别吗？

　　此次邹张之争引来内部人士扼腕，因为争论的双方虽受西学民主与法治的浸染，是如假包换的海归派，但一方以名士风度不予回应，一方在诉诸于舆论公开平台之后，声言要找部长等高官做主，仿佛生活在中世纪。即便一方胜诉了，又如何保证建立起公平公正的平台，使之成为攻破大学行政堡垒的一个突破口？这就是中国的知识考古学不存在的原因，因为一切反思都无法建立起有效的资源平台。

　　相比而言，邹恒甫的公开更符合现代社会的理念，因为公立学校财务的公开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公共事件诉诸于公开平台不失为培育民间社会的一个途径。简言之，邹相信民众的智慧，所以尽管表示要向上反映，却选择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开，而张似乎对此不屑一顾，这与他一贯的逻辑吻合，忽视民智的结果将使他遭到最大程度的民意抵抗。

　　要解开张邹之争，从经济学来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打破垄断，使民间可以自主办学。邹如果从海内外募得一笔基金开办一所经济专业的学院，不仅可以拥有与张对垒的平台，并且对中国的经济学发展也是善莫大焉，从内部而言，教学收费价格可以获得市场的准绳，明明白白地公之于天下，从外部而言，则是对中国现有垄断教育体制的冲击，说不定两百年后成为中国的哈佛也未可知。

　　(作者为知名财经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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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教育资源的垄断，才能打破既得利益集团，才能使教育、创新、学术、思想获得一线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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