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色摄影百年与中国

　　本报记者 杨时旸

　　因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在油画等等传统的形式之后，影像艺术又成为了一个新的热点。尤其是观念摄影的领域，很多艺术家的作品早已进入了国际收藏家的视野。王庆松那幅著名的摄影作品《跟我学》在2006年以31万美元的价格成为国内当代摄影的第一高

　　一百年前，法国的奥古斯特和卢米埃尔兄弟用红、绿、蓝的三色底版制作了第一张彩色照片。到今天，彩色照片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从最初的记录功能到现在的影像收藏，照片功能也慢慢走向多元化。

　　黑白时代

　　最初的黑白摄影术是在1838年由法国人达盖尔发明出来的，之后很快风靡欧洲，很多人开始购买银版摄影设备。不久后，这项先进的技术通过鸦片战争传入中国。

　　因为《南京条约》的签署，上海被定为通商口岸，很快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商埠。同时也吸引了大批形形色色的外国冒险家，一些外国人把照相机带入了上海。

　　19世纪50年代，到达上海的法国传教士南格禄已在中国开始了摄影活动。据记载，同期另一个叫李阁朗的法国人在上海专门给当地人拍摄肖像照片，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职业摄影师。这时，各类精巧的外国摄影画片也流入中国，充斥了上海的文化市场。

　　这些沿海地区职业摄影师和摄影图片的出现，引起国人浓厚的兴趣。摄影给中国人的生活增添了一项新的内容。

　　被后世称为“中国第一个外交官”的清政府官员耆英可能是第一个接触到这个新潮东西的人。当时，耆英任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1843年，在和英国人璞鼎查打交道时，耆英曾接受了璞鼎查本人及妻女的图像。当时在中国，照片和画像被称为“小照”，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这样称呼照片。

　　1860年前后，就有外国人在广州和上海等地开设了照相店。因为大多数人并没有见过这种不用画笔立刻就能复写人样貌的“新玩意”，所以照相店的生意一直很好。甚至有人用“日获洋钱满一车”来形容当时的情况。

　　因为摄影用时短暂而且又能准确地记录，再加上人们对于新鲜事物的追逐，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原来的画像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于是一些以前的画师纷纷开始学习摄影技术。有人甚至开始合伙购买摄影器材开起了摄影店。

　　一个名叫林箴的人是有记录的中国早的银版摄影师。林箴久居厦门，1847年2月，受美国邀请的林箴出国讲学。这时，美国正盛行银版摄影术，林箴对此极感兴趣，称之为“神镜”，随即购买了一套银版摄影器具，并学会了使用。可惜的是，现在尚未发现他留下来的摄影作品。

　　为中国留下珍贵照片的是一位叫做罗森的广东人。1853至1854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登·柏利率领舰队开往日本，强迫日本结束闭关锁国政策，该舰队中有美国摄影家伊·布朗随行。舰队在香港启程时，罗森被雇用为布朗的摄影助手，1854年对日本进行了历时半年的采访摄影。回到香港之后他的日记在《遐迩贯珍》上连载发表，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摄影日志。

　　“四月影会”的转折

　　中国的摄影真正从宣传走向民间表达，或者说从记录走向创造，开始于1979年的“四月影会”是一个不得不提的时间刻度。

　　“四月影会”的起源是和摄影没有直接关系的一场政治运动。1976年4月，周恩来逝世，人们自发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爆发了所谓的“四五运动”，很多人用相机记录了当时的场景。

　　“很多人从家中或从朋友处借到各种各样的照相机，用按动快门的动作和声音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著名摄影评论家鲍昆说。那时，北京的胶卷脱销，等待冲洗照片的人排起了长队。一些优秀的摄影人也从这次运动中走进了摄影行业，成为后来的大家。

　　1979年1月，“四五运动”已经平反，在各方的支持下，还出版了一本名为《人民的悼念》的影集，里面是关于“四五运动”的摄影记录。那时，当年曾经参与拍摄的一位摄影师王志平觉得他们正好遇到了一个难得的时机。于是，他就和另外一位摄影师李晓斌商量，准备征集记录那场运动的摄影作品，做一次独立的摄影展。

　　于是，在当年的4月3日，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第一届名为“自然·社会·人”的摄影展。“当时相当轰动。展览20天，竟接待了7万名观众。”鲍昆回忆当年的情景说，“四月影会在1980年和1981年继续举行了第二、三届。因为展览都是协商组织的，所以更像是一个自由展示的民间沙龙聚会。所有作品一律不是统一制作，大小宽窄都不一样。”

　　在第一届四月影会“自然·社会·人”的展览上，王志平撰写了前言：新闻图片不能代替摄影艺术。内容不等于形式。这更像一个宣言，从这个“宣言”开始，摄影原本含有的艺术意义慢慢开始彰显出来。

　　据鲍昆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回忆，第二次展览在北京北海公园的画舫斋举行，延续了第一届展览的氛围，显得更为丰富和完美。第三次展因是在正规的殿堂展出，则显得有些华丽有余，有高居庙堂之感，缺少了草根性。而且所谓的“专业”色彩大幅提升，开始显示了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独特的位置。一些后来越来越分明的摄影方向都在这三届展览中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比如对中国传统摄影的继承、对纪实摄影的尝试、在摄影中进行现代观念艺术的粗浅尝试。

　　四月影会在中国的摄影发展历程上是具有着转折点意义的。在那次展览上所出现的很多摄影创作的方式，在后来都被很多艺术家发扬光大。

　　成为艺术品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摄影在中国前所未有地普及起来。在鲍昆看来，一方面是因为经过了80年代的洗礼，各种官方的摄影展和类似于沙龙的评选方式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另一方面就是中国首先出现的富裕阶层把摄影变成了“武装自己消费方式的符号”。

　　上世纪90年代，最为重要的一个摄影风格就是纪实摄影。鲍昆说，“作为反映当下社会的一面镜子，纪实摄影有着独特的作用。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幅作品就是解海龙的《大眼睛》。而这些原本是用来记录当时社会生活情况的照片在后来拍卖市场火热起来之后也都先后进入了艺术市场。例如那幅《大眼睛》就在2006年的拍卖会上被拍出了30多万元的价格。

　　而随着一些艺术家对于当代艺术边界的扩展，以摄影为形式的观念艺术也开始出现。

　　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北京其实就出现了以摄影为媒介的艺术形式。“这种方式最早源于对于行为艺术的记录，如张洹的《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后来一些艺术家在这种完全单纯的纪录中，发现摄影媒介可以产生独立的艺术效果，于是一些行为艺术家在创意伊始，就开始考虑最后的视觉呈现效果，如苍鑫《病毒系列：平反的极致》。”鲍昆说，“作品的内容完全是导演、摆布、化妆，和装置并用的共同结果，类似戏剧导演舞美设计，但不考虑时间向度。所以它的艺术思维绝对不是戏剧式的，而是架上油画式的，摄影不过是像绘画完成时的最后一笔。在这期间对于数码技术的引入也有了很大的作用。掺杂后期的数字电脑拼接、置换背景和修改原始影像等系列动作是完成当代观念摄影的一个重要部分。”

　　因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在油画等等传统的形式之后，影像艺术又成为了一个新的热点。尤其是观念摄影的领域，很多艺术家的作品早已进入了国际收藏家的视野。王庆松那幅著名的摄影作品《跟我学》在2006年以31万美元的价格成为国内当代摄影的第一高。

　　“随着中国个人财富的增长，一些闲置资金青睐艺术品的收藏，作为资本保值的最安全库存。在投资收藏中国水墨绘画和油画两个高潮过后，当代影像艺术和摄影作品成为他们目前收藏投资的新一轮目标。显示这一状况的是越来越炙热的此起彼伏的国内外中国艺术品拍卖会。”鲍昆说，“它带来了正负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它提升了中国艺术的地位和价值，为中国扩大了国际影响和刺激启动了中国艺术品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将中国当代艺术彻底的商业化了。而且，这些在拍卖会上的业绩有虚高泡沫化的嫌疑，因为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并没有一个合理的结构，没有一个真正从社会基层产生的艺术品收藏需求群体。”

　　鲍昆说，他希望中国的艺术家能不被这样火热的市场所牵引，而是真正能够把自己的思考融合在创作当中，那样的作品才真的可以称为艺术品。

　　(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摄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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