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郑筱萸死刑的标本意义

　　刘海明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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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筱萸一审被判死刑，出人意料。建国以后，刑上高官，并不少见。被处以死刑的高官，屈指可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改革开放后成克杰、胡长清和吴怀忠先后被执行死刑，再有，也许就是郑筱萸了。

　　中国《刑法》拒绝废除死刑，自有道理。去年，有人在《南方周末》上撰文，还在替贪官不该判死刑辩护，理由甚是牵强。现在，郑筱萸案被判死刑，也就具有了某些标本意义。

　　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任何人犯罪，当依法惩处。不管是贪污、受贿还是盗窃，涉案金额巨大，当斩。然而，盗窃犯获死刑的多，而

贪污受贿的被处死的则很少。近年来，官员贪污受贿的钱款(含实物)，屡破纪录。涉案金额超过亿元的，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死缓或者无期。这还仅是法院核实的金额，有没有漏掉的赃款，不得而知。所谓的亿元大案，还只是显性腐败数据，至于由此造成的隐性损失，并未清算。如果显性损失和隐性损失合计起来，一起亿元腐败大案，给国家造成的实际损失，翻番应该不成问题。就这，还没将对法律、制度和社会风气的危害统计在内。犯罪事实严重到这般程度，尚且能够苟全性命于世上，对一个保留死刑的国度而言，显然不合适。

　　当年，刘青山、张子善被枪决，就有人觉得冤，理由是他们贪污的钱并不算多，折合人民币不过160万元的样子。不过，这笔钱，在当时可以足足装备5个团；和当代巨贪相比，成克杰和胡长清贪污的钱款也未必最多，他们之所以当斩，与他们当环境有关。

　　就贪污受贿而论，郑筱萸的非法所得，法院认定的折合人民币不过649万余元，按照这几年的处置贪官“行情”，按说远“不该”获死罪。法院判处郑筱萸死刑，笔者以为，当与一并追究郑案造成的隐性损失有关。

　　判决书称，他“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严重破坏了国家药品监管的正常工作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些罪过，比649万元人民币更可怕。由此可见，郑筱萸不是死在贪污受贿的数量上，而是死在综合影响上。

　　反腐败，须将腐败的隐性损失计算在内，一并清算。郑筱萸被判死刑透露出的信息是，我国的反腐败，开始回归新中国成立伊始时开创的传统了。这正是公众所期许的。

　　(作者任教于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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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我国《刑法》有关规定，个人贪污或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没收财产——照此规定，许多贪官死几次都有余辜，学术界也充斥着“废除经济犯罪死刑，死刑对贪官已无威慑力”的呼声，舆论对这种轻判取向很有意见。在腐败难治的情况下，此次法院判处郑筱萸死刑，不排除有矫正轻判取向、重启死刑威慑力、“杀鸡骇猴”的警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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