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的罪与罚(4)

　　五

　　上述变法内容，比起两年多以后慈禧推动的宪政改革要算温和。比如慈禧后来干脆废除了科举，她把百日维新的措施依样画葫芦加以推行，甚至更进一大步，宣布“预备立宪”，这可是中国几千年皇权统治者当中最为激进的举动。

　　戊戌变法是光绪力主的改革，光环没有加在慈禧头上，所以，慈禧虽然迫于形势同意变法，但心存嫉恨。再说，当时还没有发生八国联军逼迫慈禧陷入绝境的状况，所以在戊戌之际，慈禧的倒退表现得最为突出。维新派中的王照比较聪明，他一开头就主张捧慈禧，说上书先给慈禧看，让慈禧有点面子。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均反对王照的意见，结果历次上书都只以光绪为对象，没有把当家人慈禧放在眼里。康、梁等人当时认为抓住一个皇帝就可以了。维新派还有一个失策，就是不应把游移在新旧两边、内心倾向维新的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免职。

　　自变法一开始，顽固派大臣就感觉大事不妙，利益受损的贵族和官员更是暴跳如雷。这些人一个接一个跑到颐和园，在慈禧面前告状，请求慈禧制止光绪的改革。慈禧说：你们所说的难道我没看见吗？他铁了心要这样干，这也是他早就策划好了的，我怎能不知道？不过我现在先不动声色。

　　这些风声，光绪当然耳闻，但他一不做、二不休。8月底，光绪下令撤销光禄寺(负责祭祀宴请的事务)、太仆寺(负责养马)、太常寺(负责礼乐、祭祀事务)、鸿胪寺(负责朝廷礼仪、宴请事务)、大理寺(负责审核刑部的案子)、詹事府(辅导太子读书)、通政使司(负责上下沟通，接受上书)等衙门，还撤销了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这些衙门与地方官的事权和其他衙门及地方官的事权互相交叉。这些事项是报请慈禧批准的。

　　但是，9月4日、5日发生的事件，就是光绪向慈禧的挑战了。4日这一天，因礼部尚书(礼部负责教化、祭祀、宗教、民族、外交等事务，尚书为礼部最高负责人)怀塔布、许应 (清朝衙门负责人为一满一汉)等人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光绪一怒之下，将怀塔布、许应以及礼部左侍郎(侍郎，礼部副的负责人)堃岫、署左侍郎徐会沣、右侍郎溥、署右侍郎曾广汉等6人 “即行革职”，并表彰和提拔王照。5日，任命礼部新的6名负责人，并且授给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皇帝机要办公中枢)章京，批阅官吏奏折，起草诏书。

　　这两天的重大人事安排，是光绪自行决定，没有请示慈禧。因阻挠一个部员上书，竟将6个守旧派大臣革职，而且还提拔4个著名维新派人士进入最高枢要机构，这无疑是摆脱慈禧控制、反击慈禧、否定慈禧权力的重大行动，这就点燃了慈禧发动政变的导火索。

　　过去，很多人认为慈禧政变的燃爆点是袁世凯向荣禄告密。此说为：9月14日，光绪觉察局势严重，交杨锐带出密诏，向康有为求救：“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16日，光绪接见袁世凯，赏以侍郎衔，笼络袁。18日深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请他带兵杀荣禄，诛后党，保护皇上。袁世凯许诺赞成。20日，光绪再次接见袁世凯。当晚，袁世凯赶回天津，将维新派密谋向荣禄报告，荣禄立即报告慈禧。21日(农历八月初六)，慈禧发动政变，将光绪软禁于中南海瀛台，并假借光绪口吻向全国发布诏书说，是光绪再三恳请慈禧训政。21日起，慈禧坐殿办公，百日维新结束。

　　最近，一些史学家对当时每一天事件进程进行仔细考证，对此表示质疑，提出新说，指出由于当时时间过于紧迫，交通及通讯手段落后，袁世凯告密实际发生在政变 (即慈禧训政)之后。袁的告密，固然大大加剧了光绪及维新派的困境，但慈禧决定训政，则另有原因。

　　什么原因呢？光绪自行决定罢免六大臣并提拔谭嗣同等人之后，慈禧与光绪的关系已绷得过紧，稍有刺激便会折断。18日，慈禧看到御史(监察官员)杨崇伊及其他人的奏折。杨要求慈禧立即训政，理由除了指光绪纵容康有为、孙中山之外，最具现实威胁性的是说康有为(其他人说还有孙中山)等正在运动日本前首相、明治维新的重要角色伊藤博文担任光绪的改革顾问，加以重用。奏折说：“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当时北京也盛传此言，慈禧对此十分惊惧，决定于19日从颐和园回城监察。其实，光绪20日接见“自行游历”的伊藤博文才持续15分钟，问了问日本改革的一些情况，并未委以什么重任，但慈禧仍有极大疑虑。另外，慈禧回城之后，又与光绪发生争论，诸如光绪未按慈禧指示驱逐康有为出京，仍然企图开懋勤殿 (即设立政治改革中心)等等，慈禧下决心训政。

　　慈禧政变之后，大肆逮捕维新派。维新派罪状之一是：“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康有为、梁启超分别在英国人、日本人保护下逃亡国外。慈禧把光绪裁撤的机构一一恢复，取消官民上书权，撤销时务官报，被撤职的官员也复了职。总之，在一个月之内，倒行逆施，恢复了旧制。慈禧还想废掉光绪另立皇帝，由于西方各国公开表示支持光绪，使慈禧有所畏忌，没能实施。

　　章太炎分析变法失败的原因时说，就慈禧和顽固派贵族的立场来看，无论如何，绝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到汉族人手中。变法可能给中国带来巨大好处，但却不利于大清贵族独家统治。因此，无论变法给中国带来多大好处，都不能为此付出满族丧失政权的代价。“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

　　余英时说，光绪连自保的力量都没有，最后尚需乞援于康有为等，他怎么可能主持变法，推行从上到下的政治改革？他只是满洲统治阶级中一个游离出来的分子，是国家机器中脱落下来的一个零件，而康有为等最初竟误把他当作政治权力的核心，戊戌变法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带有浓厚喜剧色彩的悲剧。余英时此说有点苛刻，但有道理。

　　还有史学家认为，光绪还是激进，沉不住气，缺乏政治经验。年龄优势在他这一边，急什么？先不动声色，在慈禧允许的范围内小改小革，慢慢等慈禧去世，不就行了？

　　慈禧没想到的是，两年多之后，由于一系列内忧外患的逼迫，她竟然自掌嘴巴，重新走上了戊戌变法的道路，企图最后一搏，挽救大清。但是，良机错过，为时已晚，终于导致大清覆灭。

　　张灏说，戊戌变法是中国传统政治秩序解体的起点，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开端，也是近现代政治史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正如戊戌变法百年纪念碑碑文所说：“戊戌变法实开中国近代改革之先河，冲击封建桎梏，刷新风气，启示后人，功不可没。”

　　有史学家认为，光绪还是激进，沉不住气，缺乏政治经验。年龄优势在他这一边，急什么？先不动声色，在慈禧允许的范围内小改小革，慢慢等慈禧去世，不就行了？

　　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帝颁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起用维新人士，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改革——戊戌变法开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光绪皇帝被囚，谭嗣同(右下)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康有为(左上)、梁启超(右上)等人流亡日本，变法失败。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