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的罪与罚

　　马立诚/文

　　北京学者，评论家

　　近日，北京菜市口报国寺旧货古玩市场修缮一新，成为南城最热的景点之一。每逢周四，前来“淘宝”的人群熙熙攘攘，没人顾得上瞥一眼树丛间一个默然的石碑。

　　走进寺门，接连向几位摆摊的摊主打听百年纪念碑，都摇头不知。踱进院内一个展览馆，向馆内年轻的工作人员询问，也毫无头绪。无奈，挤进人群，搜寻再三，终于在寺院深处东侧找到了它。这就是宣武区人民政府1998年立的戊戌变法百年纪念碑。

　　在四周喧闹的讨价还价声中，孤寂的碑文向偶遇的寻觅者静静诉说：“光绪帝于戊戌年即公元1898年6月11日下诏明定国是，推行新政，戊戌变法肇始，前后历经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顽固势力竭力反对，阴谋扼杀改革，是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缉捕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君子惨遭杀害，变法归于失败。”

　　就在这古老的报国寺门口，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等六君子，在万人空巷的围观中，开刀问斩，英勇就义。正是：“此地复何地？头颅古累累。碧血沁入土，腥气凝新鬼。市人竟言笑，谁知我心悲？”

　　谭嗣同等六人，刑部押往菜市口法场的时候，途经宣武门箭楼吊桥。吊桥西侧立着一块石碑，上书“后悔迟”三个大字。谭嗣同后悔了吗？没有。在变法危殆之际，他曾经有三次机会，可以从菜市口边缘全身而退，但是他都拒绝了。

　　他在刑部监狱中给梁启超的绝笔书中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在法场上，他面对监斩的保守派大员刚毅和凶残的刽子手，朗声说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此等气概，诚谓气壮山河。

　　一

　　戊戌变法并非几个书生纸上推演的“策划”，也不是毫无铺垫的空穴来风，它是清朝自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推进洋务运动的一个结果。

　　洋务运动又称“同光新政”(同治到光绪年间的新政)、“自强运动”，主要是吸收西方工业国的资金、设备、技术、管理、人才，派遣

　　梁启超曾经说，洋务运动是戊戌维新的先导。

　　聪明的严复在1896年2月与梁启超讨论变法时，也点破了这一点，即所谓：“一思变甲，即需变乙，至欲变乙，又需变丙。”由经济体制改革出发，最后一定会牵涉到行政体制、法律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

　　余英时说，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经发动，便如危崖转石，非达于平地不止，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之后，浪潮就会冲击到法律和政治领域。

　　1894年7月到1895年3月，清朝军队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洋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俄国又压迫中国，取得在东北占地筑路的特权，并强行租借旅顺和大连湾，东三省完全被俄国掌控。这一切，激起国人强烈不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主张维新的志士仁人认识到，洋务运动仅强调物质硬件建设，还不能达到自强目的。中国需要全面改革，尤其是制度上的变革。于是，改革清政府弊政，成为当时先进人士的一致要求。

　　1895年5月2日，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之际，在京参加进士考试的康有为、梁启超率1000多名举人上书朝廷，要求变法，揭开戊戌变法序幕。这是有名的“公车上书”(汉朝用公家车马接送被朝廷征举的知识分子，后人就以“公车”作为各地举人进京考进士的代称)。上书递到都察院，都察院说《马关条约》已批准，无可挽回，拒绝接受。但上书很快传抄印刷，产生巨大影响。上书第二天，康有为中了进士，被授予工部(负责重大工程营建)主事(相当于处级)。5月和6月，康有为写了上皇帝第三书和第四书 (早先有两次上书，光绪未看到)，第三书被光绪看到，光绪立即命令抄送慈禧、军机处、各省督抚。

　　当时，维新人士把希望都寄托在年轻而又开明，变革思想十分强烈的光绪皇帝身上。

　　维新派有一个重要的参照——在此前展开的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中(1868—1898)，年轻的明治天皇顺应改革潮流，加以促进，是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之一。这个因素，在中国政界和学界发挥了很大的示范效应。

　　改革派领袖人物黄遵宪在他的《日本杂事诗》序言中说：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他专门写诗描写明治维新，下面加注说：“伟矣哉，中兴之功也。”

　　康有为更是极力鼓动效法明治维新。当时，中日交战，但康有为主张“以强敌为师资”。他编写了《日本变政考》一书，书中说：“我朝变法，但鉴于日本，一切已足。”他把这本书进呈给光绪，每次上书都强调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变法。

　　孙中山也用明治维新鼓舞革命派斗志。他说：“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