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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方舟子
《新京报》2005年1月22日同时发表何祚庥院士《人类对大自然必须“有所作为”或“大有作为”》和汪永晨《敬畏自然只是态度而非手段》两篇文章，两名“肇事者”既然各自做了总结，我本以为这场关于人类是否应该敬畏大自然的讨论将告一段落，因为再讨论下去不过是车轱辘话反复说，还能讲出什么新意呢？不料24日又有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主任
廖晓义《敬畏自然，何罪之有》一文，还真讲出了点新意，而且文中提到我，我就再说几句。
廖晓义说我批评汪永晨的文章是“檄文”，其实这个标签贴在他的大作上更合适。他声讨有人反对敬畏自然的原因是因为“伪科学害怕它”、“资本仇视它”、“强权害怕它”，非常大义凛然，可惜正如何院士所言，是在战风车，而且是巨大无比的风车。迄今在《新京报》上发文反对“敬畏自然”的人，或者是科学家，或者是自由撰稿人，有的长期反对伪科学，无论如何和“伪科学”、“资本”、“强权”扯不上关系，也无人表述过廖晓义所批判的那些观点，只因为对“敬畏自然”的提法表达了不同意见，头上就多了三顶大帽子，可真够吓人的。
例如，廖晓义说“敬畏自然”的口号被批判的原因之一是“伪科学害怕它。伪科学，是将科学放在神坛上，当做迷信来供奉。敬畏自然恰恰破除了这种迷信”。我不知道谁会主张把科学当成迷信对待，即使有人有这种主张，也只能说这种态度有违科学的怀疑精神，不科学，却并非伪科学。伪科学是指把非科学的东西说成是科学。“敬畏自然”是一种原始的信仰，并不属于科学的范畴，但是几天前有“初中生”教训科学院院士“敬畏自然是科学常识”，现在廖晓义又来指点生物学博士敬畏自然“是一种有着生物学常识支撑的道理”，都是把一己的信仰不证自明地说成是科学常识，倒有伪科学之嫌。
“敬畏自然”只是个口号，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我之所以从汪永晨以往的言论中找证据，就是为了说明以她为代表的“环保人士”在这个口号之下有着什么样的反科学立场。廖晓义把我举的这些证据说成是“个人性感悟以及某些口误笔误”，未免太轻描淡写。汪永晨把登山运动员遇难说成是喇嘛为保护神山而念咒所致，把怒江水坝发电量贬低到轻易就可以节省下来的地步，这种迷信言论和无稽之谈难道仅仅是个人性感悟和口误笔误？如果汪永晨“常年奔走于山川僻野和土著乡村”的努力竟是建立在这样的感悟和错误之上的，那么这并非像廖晓义说的是在伸张正义，我不认为有什么值得敬重的，正如我不会敬重一位苦修苦行的传教士，尽管传教士可能碰巧也做了一些好事。美国历史上有一个女生物学家卡逊，揭露化学农药对环境的影响，据说有先见之明很伟大(是否像“环保人士”说的那么伟大且不说)，这并不等于“环保人士”就都是卡逊第二，所以还是不要动不动就拿她说事。
这次争论的一个好处，是让我了解到中国当前的民间“环保人士”都有什么样的立场和素质。我的专业知识让我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也让我无法苟同这些“环保人士”的言论。环保应该建立在科学的认识之上，而不是靠宣扬迷信来支撑；对不同的意见应该摆事实讲道理，而不应该拿着“正义”的大棒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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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敬畏大自然是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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