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阻碍国内市场开发的因素是商业文化和诚信。如果问中国的出口厂商，为什么70—80%的产品都在出口，而不做国内市场？他很可能回答：国内市场难做。难就难在签完合同，也交了货，但很长时间拿不到钱；而出口，只要签了合同，就能在合同期限内收到货款。所以有些企业宁愿低价出口，也不愿意高价卖给国内客户，国内市场的不确定性太大了。可见，如果不加强法治，合同得不到有效执行，又有地方保护主义横行的话，中国的企业家就没有信心开拓国内市场。

　　当然，不要以为对外开放已经不重要了。以出口占各省GDP的比重而言，中国各省差异非常大，2007年的情况依次是：广东91%，上海85.6%，江苏61.3%，天津57.4%，浙江55.4%，福建40%，然后其他省份都不超过百分之二十几。很多省份的国际贸易比重非常低，内蒙古只有4.7%，河南是中国第五大经济体，但是出口占GDP的比重只有4.6%，这说明，中西部地区还有发展国际贸易的巨大空间。

　　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还将伴随着城市化。中国现有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45%，改革开放初期这个比例是18%，未来30年可能上升75%。这不是不可能的，应该说是必须的。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经济发达国家。过去30年，中国100万人口的城市大致增加了200个；未来30年，中国有4亿人口要从农村转入城市，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按100万计算，中国要增加400个这样的城市。

　　企业作市场预测，包括房地产开发，应该看到这一点。国家的发展战略，包括新农村建设，也应考虑这一点。既然有那么多人要到城市来，还花那么多钱在农村，是否合理和划算？那些设施建完之后，谁来使用？花大量的资源，究竟有没有价值？如果帮助农村人口进城是不是更好？都值得思考。

　　产业创新与整合

　　除了开发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二个转变，是从低成本优势到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过去30年，中国产品能打开国际市场，原因就在价格。问题是，低成本还能维持多久？过去三四年，北京保姆的工资几乎增加了一倍；在沿海地区，也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这样的趋势，本来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但随着人工成本的上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如何维持？这就需要创新，生产更高附加值的产品。

　　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如何？在中国国家专利局授予的全部专利中，大致分三类：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其中，发明专利是体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硬指标，另外两类专利多少有点“花拳绣腿”。从企业被授予的全部专利中发明专利所占的比重来看，2006年，外国企业的这个比重是74%多，中国企业的只有11%多；从整个时间序列来看，外国企业的这个比重远远高于中国。中国的很多专利完全是为了评比、评奖而设立的，技术含量和商业价值微乎其微。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容乐观。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崛起时，一定伴随着革命性的技术、产业的出现，比如英国的蒸汽机和纺织业，德国的化学工业，美国的汽车、电子通讯、IT业，这些技术改变了经济格局，从而改变了世界。不创立新产业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经济强国。但新产业的创立不能靠政府投资。把握市场趋势不是政府官员的特长。曾经有地方政府花费巨资引进录像机生产线，结果产品还没下线，市场上已经把录像机淘汰了。更别说政府投资里隐藏着大量的贪污、浪费、造假的机会。

　　产业的升级换代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要靠企业家去发现。市场的好处在于，总能挑选出能够预见未来趋势的企业家，使他们成为新产业的领导者。中国企业家需要努力看清，什么样的技术能对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什么样的产业能在未来引领经济的发展。但很遗憾，中国企业家还需要花费太多精力在非市场、非技术方面，外国企业家聚在一起讨论的是行业、产业未来格局，而中国企业家聚在一起讨论最多的还是政治或政策问题。所以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不是领导人一两句话就能决定的。教育体制尤其重要。我们要培养科学、理性的思维。没有文艺复兴后的启蒙运动形成的科学、理性思维，就不会有西方世界的崛起。中国的教育已经有不少进步，但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是太大，对人的思维控制太多，而且教育体制效率太低，一定要大变革。

　　最后一个转变，是从企业数量增长到产业整合。大致上，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中小新企业的不断增加。这次危机后，中国可能要经历从企业数量增长到企业规模扩大的转变，行业并购(包括国内并购和跨国并购)会形成新浪潮，产业集中度也会大大提升。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跨地区、跨国企业的大规模出现多是在危机之后。危机也有积极的一面。人死了是彻底没了；企业死了，实际上是资产重组，使资产变得更有效。国家要在这方面调整政策，靠贷款救企业不是办法，该破产的就让它破产，只有这样，真正优秀的企业才能成长起来，成为经济的推动力量。

　　警惕“国进民退”，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

　　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归根到底还是靠改革开放。未来中国能不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取决于是不是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所谓市场化改革，就是价格自由化、企业民营化、地方分权化、开放和全球化。中国的改革不是精心设计或深思熟虑得来的，好多是被逼出来的。日子好过的时候没人想改革，日子过不下去才想到改革。不要忘了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以价格自由化改革为例，1978年，100%的工业品是国家定价，大致15年后，工业品市场定价的比重占到81%，到2004年，已经接近90%。

　　还有国有企业改革。前15年，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没有变，但通过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发展，国有经济的相对比重在降低；后15年，转向了国有企业本身的制度变革，包括上市、拍卖等。结果，以城镇人口就业为例，1978年，有78.3%的城镇人口在国有企业就业，到了2006年，这一比重下降到22.7%。

　　这次危机前后，出现了一个现象，即“国进民退”，大量贷款给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强迫性收购民营企业，这是需要警惕的。从长远看，这次危机中拿钱越容易的国有企业，越容易破产。按过去的经验，过几年这些国有企业的呆坏帐就会增加，银行就会进行债务重组。1990年代以前，国有企业要钱就找银行，积累了大量呆坏账，最后只能卖掉。已经重组过一次了，中国这次没有大危机，是因为几年前已经花了几万亿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国家许诺的福利越来越高，未来正常的财政收入不可能支撑，解决经费问题的惟一办法是变卖国企股份。

　　国有经济的比重现在是36%左右，到2040年应该是10%以下，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结果可能只能这样。国企改革的基本任务已完成，不需要再开党代会讨论方向性问题了。最大的那些国企也已经上市，以后只剩下技术性、操作性的问题，即以多快的速度减持国有股。像中央电视台这样的机构，未来也很可能走民营化。由于网络、地方台的竞争，它的优势会不断降低，到最后就可能没人看了。台湾就是这样，原来有份《中央日报》，官方地位很高，但现在没人看了。

　　我相信，尽管会有短期波折，但由于过去30年的改革成果，市场化改革的大势已不会改变。现在活得好的国有企业，基本是靠垄断赚钱，效率很低；国企占据着社会三分之二的金融资源，但创造的价值只是三分之一，他们都民营化后，可以想象中国经济会焕发出怎样的潜力。

　　政治改革的方向和路径

　　在新兴发展国家中，中国改革最值得借鉴的一点，是先搞市场化，再搞民主化。这是邓小平的英明之处。民主化走在市场化之前的国家，效果都不太好，包括印度。为什么市场化一定要走在民主化之前？因为民主是政治制度的一种，用政治制度解决问题都是迫不得已的，不该是第一选择。

　　市场决策和政治决策有什么不同？比如在一个团体中，有300人想去吃饭，市场决策是每个人自己选择，每个人的偏好都能满足。民主政治就好比大家通过投票来决定是吃肉还是吃素；如果50%以上的说吃肉，所有人就必须吃肉。民主是迫不得已的办法。如果一个国家在确立好的产权制度之前、在政府还控制大量资源时，以为民主能解决好问题，就搞选举民主，很容易把原本应该交给市场解决的决策交给政府，不仅导致效率损失，而且会滋生严重的腐败。所以，应该首先界定好市场与政府的作用范围，尽可能把选择权交给市场。

　　再一个，中产阶级的兴起很重要。如果没有广泛的中产阶级，民主化很可能变成民粹化，甚至导致暴民政治。民主要建立在法治基础上，这要求每个公民有基本的公民意识和责任心。中产阶级有一定的私人财产，但没富有到可以随便欺负人的程度；他们愿意并有能力承担责任，希望社会稳定，不喜欢动乱。如果一个社会中绝大部分人一无所有，少数人暴富，那就麻烦了。穷人可能不守规矩，他们失去的只是枷锁，得到的是整个世界；而极端富有的人也可能不守规矩，因为他们可以动用金钱的力量欺压别人。这样的社会很糟糕。

　　中产阶段的兴起，应该是通过自由市场竞争，以自己的禀赋能力获取财富的过程。一个靠自己能力致富的人，和一个靠欺诈、暴力致富的人，对社会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在市场正当竞争中致富的人，通常有更强的公民意识、伦理道德。

　　当然，不能说经济市场化可以代替政治民主化。1990年，我在英国参加一个会议，曾针对当时西方学术界流行的褒俄(俄罗斯)贬中(中国)倾向，对中国改革的长期进程提出一个长期预测。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可以用一张仿太极图简单比拟：一个竖椭圆，中间画一条S形曲线，分成两半，从上到下看，先大后小的一半是经济改革，先小后大的一半是政治改革，中间画一条横线，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就是这样一个关系。第一阶段的重点是经济改革，政治上又有些渐进性；第二阶段重点是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慢慢收尾。现在中国改革所处的阶段，是经济改革最重要的方面大体完成，剩下一些技术性、操作性的收尾工作，政治改革又才开了个头。在今后的改革中，政治改革的内容会越来越重要。

　　13亿人的国家怎么建立民主政治，现在还不好说。我想强调几点：第一，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是渐进的，不能搞休克疗法。美国建国后花了89年的时间才解放了黑奴，花了144年妇女才获得选举权，花了189年的时间，也就是到1965年，黑人才获得投票权；英国的早期选举权是有土地、财产要求的，并非谁都可以投票。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国不可能走他们的老路，但是其中道理值得思考。第二，法治要先行，要加强司法的独立性。没有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不可能有民主政治。中国政治改革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是，怎么把民主化和精英治理结合起来。民主化改革千万不能变成民粹化、痞子运动。美国可能是民主和精英治理结合得最好的国家，他们政治和法律框架的设计，包括参议院、众议院、最高法院等等，都防止了痞子运动和暴民政治的出现。中国也需要找到好的选举制度，保证民主和精英治理的结合。给定中国的传统和人口规模，未来的挑战非常大。印度的政治体制改革走在经济体制改革前边，它已经过了这个坎。如果中国未来在经济发展上输给印度，很可能就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处理不好。

　　最后想说中国的国际战略。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大，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未来国际社会有好多游戏规则需要中国参与制定，但中国千万不要自大。韬光养晦，最重要的是发展自己，不要争世界领导权。一定要靠经济发展来提升国际地位，从历史来看，任何依靠武力争取来的国际地位都不长久。西方人强调中国的责任，这有道理，负责任才会有国际地位。

　　未来三十年，中国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那时，中国最好的企业也一定是世界顶级企业，中国的领导人，无论是政府领导人、企业领导人，还是学术领导人，都将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中国人百年的强国复兴梦将实现，中国公民也将以此为荣。——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本文由作者对光华学生的讲座内容整理而成；感谢岑科、傅小永对本文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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