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产业空洞化和金融崩溃

　　美国需要一次全国性的再工业化运动。如果要逆转美国的金融衰退进程，那么再工业化道路刻不容缓。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的经济体，而是需要一个真实的经济体

　　□文 乔·瑞恩  西摩·梅尔曼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过这样的意识：制造业是现代社会的中心。但近些年来，美国的精英阶层，从总统到美联储主席，从公司的CEO到媒体学者，都在不断地给我们灌输这样的幻想：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工业的服务时代——全球化的电子时代。在这样的全球化时代，至关重要的是无限制的自由的全球市场，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决定了各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

　　正如亚当·斯密所言，“一个国家的财富不是货币的数量，而是其人民的生产能力”。经济系统的核心不是交换的自由度，而是整个体系的生产能力。在1820年代，李斯特也说过类似的话：“生产能力是国家经济动力的基础——财富源完全不同于财富本身。一个人可能占有大量的财富，但如果他生产的财富量没有超过他的消费量，他会越来越穷；一个人起初可能很穷，但只要他能够生产超过消费量的财富，他会越来越富。因此，创造财富的能力比占有财富更加重要。对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业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生产能力。制造业缺乏的国家和民族很容易被制造业强势的国家控制。所有国家，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一个强大的制造业来保证自己的经济独立和促进经济的长期繁荣。但在美国，制造业的下滑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后工业时代的产业空洞化

　　从表面上来看，此次经济萧条来源于金融业，但金融界的压力测试并不能够解决美国的经济萧条。美国的萧条根源于我们长期错误的思维模式。许多美国人，甚至包括部分的经济学家，一直把货币等同于财富。事实上，货币只是社会公认的一般等价物，货币的存在只是为了便于商品和产品的交换；财富则是指那些可以用来消费的有形的生产资料或者最终产品。

　　在他们看来，当谈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时，能够以金钱测量的服务与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同等重要。当制造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显性贡献率不到5%时，他们理所当然地低估制造业的价值。这反映了对经济运行体制的误解。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美国服务经济的七大部门时，我们能够看到：经济中的服务要么依赖于制造业所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或者是完全依靠那些能够提供服务的机器。

　　第一，在交通运输和通讯服务部门，航班服务所必需的飞机和机场设施来源于装备工业。铁路运输对钢铁的需求量很大，一向都是资本密集型行业。没有卡车，卡车司机也不能够日行千里。另外，所有的运输服务都需要良好的基础设施，比如道路、机场、港口和铁轨。通讯行业，包括互联网，需要电话、交换设备和广播装置。

　　第二，在城市公共服务部门，制造业的加入至关重要。电力设施产生电能；管道将天然气从地下传送到消费者家里，卫生服务回收人类的排泄物，自来水服务回收废水，提供干净的水。当然，能源和干净水也需要相关机械设备的过滤。

　　第三，批发零售业所交易的产品都是制造业所生产的产品，即便是如今盛行的电子商务，变化的只是交易方式。其本质仍是通过新的交易方式来销售制造业的产品。

　　第四，在医疗部门，医疗设备的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制造业生产药物、手术刀、核磁共振仪等，也包括医院的建筑大楼。

　　第五，在多样化的商务服务部门，电脑服务占其中的1/3的比重，其中包括硬件和软件的服务；另外，售后服务也需要相关物质产品的替换。传统意义上的“纯粹服务”(如自动洗衣店、理发、美容)需要高质量的工具和机器。娱乐产业，除开明星外，也是一个高设备的行业。

　　第六，在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全球化的金融和保险服务也需要通讯和信息科技产品的支持。金融部门的信贷资金只能投入到实业中，依赖于制造业创造的财富。只有在制造出新的产品后，金融业的投资才能够得到其应得的回报。房地产交易的房子更是制造业的产品。

　　第七，政府部门的存在是为了调控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因此，服务部门不可能离开制造业而独立存在。

　　事实上，经济体的不同部门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就像木桶定理一样，木桶储水能力取决于最低高度的木板；当重要部门的功能缺失时，整体经济将崩溃。

　　历史上比较富有的国家都有完整的装备制造业和相关资本密集型产业(比如钢铁)。不能生产机械的国家将会走向全面的衰退，美国正在途中。

　　装备工业和金属加工工业(比如钢铁和生产机床)是至关重要的工业，影响着整体经济。这些部门不仅可以自我复制，也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的重要动力。比如机床不仅可以生产多样形式的机械，也可以生产机床，而机床上的技术进步，对整体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

　　精英们所谓的后工业时代，其实只是完整经济体的小部分功能——组织人们进行生产性活动。为了寻找不存在的后工业时代，美国已经抛弃了这些至关重要的部门，把大量的金钱投入到诸如华尔街的金融漩涡中。

　　在二十世纪的下半世纪，美国转移了一系列的行业。美国的经理人关掉在本土的生产线，在其他国家投资建厂。以汽车工业为例，经理人在墨西哥建立新的工厂，零部件生产和整车的组装则是在欧洲或者日本进行。美国工厂在本土之外投资生产农业机械，虽然美国国内有着大量的农业生产，但是所需的农业机械则是进口而来。

　　在1983年《没有生产活动而获得的利润》一文中，笔者详细描述了美国钢铁部门为了短期利润而导致的衰退和崩溃。为了短期利润，美国钢铁部门的经理人减少科技的研发，这也就消弱了美国钢铁长期的生产能力。进入21世纪之后，这些预测已经得到了实践的检验，美国钢铁部门已经穷途末路。在2002年，由于美国的钢铁部门的产能不足，本田汽车美国工厂要从日本进口200多万吨钢铁。而且，工业的转移导致国内的产业空洞化，也导致了数以万计的人失业。

　　曾经，美国是靠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领先地位成为超级大国，但现在，美国需要不断地进口诸如农机、纺织品、造纸、发动机、印刷和产品处理等机械。1960年代，美国能够供给本土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在1994年，美国国内销售的生产机械有1/4是进口所得。按照这样的速度，在2020年前，美国将会完全从德国、日本和中国进口生产机械。在这种情形下，美国的诸如农业、服装等部门，也会因为与生产机械的厂商关系疏远，而得不到最能满足其需求的机械，最终也会失去技术优势。美国经济也将形成恶性循环：美国生产终端产品的部门将会落后于其他国家，这反过来会损害本土尚存的装备制造部门，最终伤害美国整体经济。

　　产业空洞化带来的低生活水平

　　产业空洞化导致了美国大量的财政赤字；同时，随着其他工业国家货币走强，美元开始走弱。这造成进口的产品更加昂贵，并导致了美国的通货膨胀，最终也会让美国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简单而言：产业空洞化-贸易赤字-美元走弱-通货膨胀-更低的生活水平。

　　在1970年代，美国能够满足国内消费者的绝大部分需求。但如今，产业空洞化导致相关产业竞争力变弱。美国不得不进口大量的产品，比如汽车、电脑和其他耐用消费品，当进口超过出口时，美国又得承受巨额的财政赤字。5月12日，美国商务部表示，由于出口降幅大于进口，美国3月份的贸易逆差近8个月来首次扩大。3月份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从142亿美元增加到156亿美元，对欧盟的逆差从33亿美元扩大到44亿美元，对墨西哥的逆差从31亿美元增加到39亿美元。

　　2008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将近7000亿美元。这就意味国外居民手握了7000亿美元的债权。他们之所以乐意拿着这些钱，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笔钱投资美国的资本市场。换句话说，我们在用我们公司的资产与他们交换产品和服务。如果中国人和日本人认定美国不具备投资价值后，我们必须得偿还巨额的贸易赤字，没人会喜欢拿着一笔没有购买力的货币。

　　如果要弥补巨额的贸易赤字，我们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出口创汇，但因为美国已出现了严重的产业空洞化危机，日本、德国等工业国家能够制造出跟我们一样甚至更好的产品，这条路不太现实。另外一条路就是减少进口产品量，弱势的美元则是减少进口的有效方式。当美元贬值时，国内会产生通货膨胀。人们得花更多的美元去购买进口的产品，人们就会减少进口商品的数量。当然，这是以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为代价。

　　一些财经记者认为，当美元走弱、进口产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美国的制造商可以扩大产品生产线来填补市场空白。这有利于美国经济。这个假想有两个不合理之处。

　　首先，只有更多更先进的生产工具，美国消费品制造商才能够提高产量。因为国内装备工业的没落，制造商只能从国外进口生产设备。基于贬值的美元，他们得花更多的钱从国外购买这些设备，这样，贸易赤字还是会增长。这其实也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在他们的制造业体系健全前，他们需要用出口矿产、纺织品等物资挣来的钱去购买生产设备。在制造业体系完善前的几十年里，韩国就是这样一路走来。滑稽的是，我们却走了一条反向的路。

　　其次，美国制造业并不能提供足够多的产品以供出口来平衡国际收支。我们没有足够多用来交换的产品，但又得进口，最终只能是美元走弱。我们唯一能够出卖的就是美国公司的资产，而最后，我们也终将成为跨国公司实际意义上的殖民地。

　　在1980年代，美国人很为美国的竞争力而担忧，但1990年代股市泡沫让人们开始出现了幻觉，认为美国又获得了主动权；传统制造业不再重要，互联网将取代传统的制造业。如果传统制造业不重要，那么没有产业真正重要，包括金融和互联网。

　　解决方案

　　所有的事情告诉我们，美国的经济已经被产业空洞化和盲目的军事投资所害，这直接导致大多数美国人生活水准正在降低。

　　对于如今以金融主导的经济体系，我们有避险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更加民主的企业决策机制。如果企业决策的制定是基于工作场所的民主，就可以避免一系列金融公司的破产以及整体的混乱局面。由蓝领和白领工人领导的职场民主机构绝不会同意给高层管理者支付高额的工资或股票形式的相关报酬，也没有一个蓝领和白领工人的联合组织同意抛弃他们多年的养老基金，或是支持美国的非工业化道路。

　　美国需要一次全国性的再工业化运动。如果要逆转美国的金融衰退进程，那么再工业化道路刻不容缓。联邦政府可能不太适合这样的任务。联邦政府是政客和商人的联合体，他们不仅控制公司，其重心在军事而非平民福祉上。在政府的帮助下，我们将城市管理者和当地工会及大学联合起来，建设中心城市的再工业化计划将会是卓有成效的。这将会吸引大量的高效的养老基金。

　　按目前的发展状况，全球化进程将会使美国产业空洞化问题更加严重，离岸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这些又会导致失业率上升、日益扩大的贸易赤字和更低的生活水平。但由于运输、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走融合生产、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道路，建立一个新的经济中心和政治力量，反击和取代跨国公司和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军队。

　　美国公众需要了解现实中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而不是理想情况。现代经济的中心是制造业，而非金融行业。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的经济体，而是需要一个真实的经济体。(编译/周晔彬)

　　金融危机之中国策

　　□ 文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秩序的影响

　　国际经济力量多元化已成为一个事实，国际经济格局已经改变且仍在改变，但是国际经济秩序依旧。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资本主义价值为核心的系列制度安排与行为规则。

　　我认为这一秩序势必也要发生改变，这是因为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西方国家间的矛盾加大，特别是欧洲受危机影响较大，其中紧紧追随美国的国家(如几个岛国)损失更大，而欧洲大陆由于坚持自己的“莱茵式资本主义”，损失相对较小。但无论如何，欧洲已经被美国拖下了水，他们势必发起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但是，欧洲的这种挑战是体系内的，它们不可能打破这一体系，因为它们也是该体系的受益者。所以，这个所谓“挑战”实质是“茶壶内的风暴”，与俄罗斯、巴西、印度还有南非等新兴市场所提出的改革倡议有很大的不同。日本多年来一直受危机的纠缠，经济持续低迷，但是金融机构磨剑砥砺，逐渐恢复昔日的活力。美国发生金融危机，野村证券等日本金融机构“趁火打劫”，大肆收购美国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注意，日本人买的不是资产，而是业务部门，积累与强化日后与美国金融机构竞争的实力。国际媒体评论，日本人出手相当精准，这不仅将改变华尔街的格局，也会对国际金融格局造成影响。

　　现在，对于经济自由派一直所推崇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即使连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强调应该加以反思。有不少学者甚至认为，美式自由主义走到了尽头。但是，这并不代表资本主义完结了。资本主义还是有生命力的，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经济制度还会自我更新，去寻求一种新的模式。

　　就目前来看，国际经济秩序的改变主要是国际金融秩序的改变。我们现在遗留的金融体系是“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既享受权力也承担义务，即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但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只享受权力不承担义务。此次危机完全由“美国制造”，世界各国要求美国来承担义务是可以理解的。可以预期的是，未来一段时期的国际金融秩序改革也是在这一体系内部进行。由于国际力量的消长需要时间，相关力量的博弈是一个过程，新秩序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从旧的有序到新的有序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其间还将伴随无序和半无序。因此，国际金融动荡、世界经济低迷的长期性恐怕难以避免。

　　金融危机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一超多强”的格局还会延续，但“世纪大危机”必然会削弱美国的软硬实力。因此，一方面，“一超”会放低身段，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接受了欧洲提出的协商提议，未来奥巴马政府也强调协商合作；另一方面，“多强”实力会增强，特别是新兴市场的力量将更加凸显，但是具体是哪个国家还不好说。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弗格森提醒到，这场危机没有赢家，俄罗斯和中国也不可能笑到最后，“评论员在预言美国衰落之前总是应该三思一下，美国过去也曾经历过灾难性的金融危机，并且在摆脱危机后地缘政治地位得到了加强”。美国总有这样的能力，“在美国受影响的时候，美国能让对手受到更大的影响”。

　　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有不一致的地方，美国在维护政治格局上的力量比在经济格局上更大一些。因此，金融危机的影响，短期内不大可能在政治格局上体现出来。

　　可以把美国维持霸权的手段概括为四类：(1)强大的军事，特别是海军；(2)领先的科技，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产业链中处于顶端；(3)极具竞争力的金融，金融不仅为美国霸权提供了经济基础，而且本身已成为霸权的重要手段；(4)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国际规则，这是美国软实力的体现，美国直接从国际规则中兑换利益。

　　国际金融格局如今在微观和宏观上都在进行较大的调整，危机重创了美国的金融实力，其主导国际金融规则的能力有所削弱。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原来是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图腾”，也是美国金融力量的象征，现在一夜之间蒸发了。身为黄皮肤的日本人杀入了长期由白人掌控的华尔街，儒教文明渗透到基督新教文明，华尔街的变迁只是国际金融格局变迁的一个前奏、一个缩影。现在美国金融业正进行大收缩，回到传统的以放贷业务为基础的商业银行，这并不是美国的强项，而是日本和德国的传统优势所在。新兴市场的主权财富基金也会有更广阔的天地。

　　近年来，美国的科技创新不断放缓，经济加速虚拟化，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转向虚拟经济，转向金融创新，因此美国在产业领域的科技创新少有大的作为，不再引领世界高新科技产业。现有的统计数字也显示，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萎缩得比较严重。

　　如今，美国唯一没有损伤的就是军事力量。正因如此，兰德公司认为拿850亿美元去救美国国际集团(AIG)还不如发动一场战争。美国在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经济持续萎缩的情况下，其国防开支却还在增加。未来，美国即使不发动局部战争来转移视线、模糊焦点，起码也会用绝对的军事地位威慑世界，显示美国仍然是全球霸主。但是从长期来看，美国硬软实力的衰弱必然带来军事实力的衰弱。

　　金融危机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未来20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机遇期的前提是和平与发展这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不会有大的改变，但金融危机在不断恶化，中国实体经济增长放缓，外贸出口下降，整个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明显恶化，这与我们原来对于“战略机遇期”的谋划有明显落差，对于我们的和平发展有比较大的影响。

　　另外，虽然美国的软硬实力有所衰弱，但其从霸权中获取利益的意愿不会减低，只是方式将有所改变。从国际关系来看，美国最重要的潜在对手注定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因此未来中国的外部发展环境会更加复杂。

　　与欧洲和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相比较，此次金融危机给中国造成的直接损失不算太大。但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本来我们的直接损失可以更小。比如我们早就有分散外汇储备风险的预案，包括外汇储备结构多元化、明显增加战略物资储备，但是由于部门利益作祟，相关谋划最后都没有做到。当前，美欧等国高度称赞、肯定中国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美国，看中的是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需要中国继续增持美元证券资产。我们应当头脑清醒，中国外汇储备是几十年辛苦积累下来的，与庞大的国际金融市场力量相比却仍然微不足道。国际金融市场每天的金融交易就高达数万亿美元，金融衍生产品有数百万亿美元，贸然出手徒增中国自己风险。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的引擎、地区金融稳定之铆，因此中国搞好自己的经济，稳定自己的市场，就是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

　　很多人担心，金融危机持续，美国霸权衰弱，国际经济若陷入无序，对中国没有好处，这个判断似乎没有错，但从长远和战略高度看，可能就不是这样了。《易经》有言，“群龙无首，吉。”尽管目前的国际体系对于中国来说仍有“剩余价值”，但如果能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对中国则更具有战略价值。我们应当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如果我们判断现行体系不能有大的改变，那么改革可以在体系内修补；如果能够有大的改变，我们则要积极推动其改变，国际经济力量的多元化合乎中国的战略利益，有利于中国的崛起。

　　目前的一系列危险中存在着机遇，当然也存在着挑战。我的判断是，“总体上挑战大于机遇”。因为“机遇”是潜在的，而“挑战”是现实的，是越来越急迫和必须直面的。通过一系列实地调查，我们发现，中国经济的寒冬即将到来。当下急需应对的就是企业倒闭潮。原来企业倒闭是由于出口退税降低、环境成本与劳动成本提高、人民币升值以及信贷紧缩等，最近的倒闭原因则是企业没有订单，没有市场。现在政府已在努力，或给予财政支持，或放松信贷，但这些办法实际上都不会有多大实际功效。因为企业没有订单，产品没有市场，融资便利又有什么用。在素有“外贸风向标”之称的广交会上，中国出口的主导商品的成交量均有明显下降，很多商品成交量只有去年的1/3。一些学者把目前中国经济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困境描绘成“腾笼换鸟”的机遇，但问题是笼子空了，却还没鸟。当初日本升级换代取得成功是因为日本政府与大企业都有战略眼光，尤其是在技术创新上做足了工夫，“生产一代，储备二到三代，研发四到五代”。“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但中国的企业没有这种准备，既没有技术准备，也没有人才准备、资金准备，何谈升级换代？

　　但是，在金融领域“危”中也有“机”。从此次金融危机来看，经济小国(像新加坡、冰岛)要办大金融机构是不大可能的，因为风险太大。冰岛的银行坏账是其GDP的好几倍，银行破产意味着“国家破产”。如果花旗银行只属于纽约，那么花旗出了问题，纽约也会破产。但是，花旗属于美国，相对于美国的经济规模来说，花旗银行资产所占比例是比较低的，美国有实力支撑花旗这个巨型金融机构。经济小国甚至是一般中等国家必须“出让”大型金融机构，这给中国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一段时期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不断向中国施加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升值、金融市场开放以及其他承担“大国责任”等诸多压力，如今美欧不仅自顾不暇，而且积极笼络中国，这使得中国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进行战略谋划的机会。中国金融机构可趁机“走出去”，到非洲、拉美这些发达国家的“后院”，为中国跨国企业的扩张铺路搭桥。此外，纽约尤其是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新加坡作为地区金融中心，势必因大危机有所削弱，这为上海与香港发展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新机遇。

　　另一个问题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当今资本主义有两大发展模式，即“莱茵模式”(以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为代表)与“盎格鲁-亚美利加模式”(以美国自由经济为代表)。“莱茵模式”早就因为缺乏活力而被美国嘲笑为“老欧洲”，如今一度生机盎然的“盎格鲁-亚美利加模式”也不行了，因此国际社会将视线转向了中国，有不少舆论认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或许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不管是否言过其实，这对于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无疑还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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