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点羞怯地问道——

　　‘柴郡猫，请你告诉我，打这里我该走哪条道？’

　　猫儿答道——

　　这要看你往哪儿去啰！”

　　□ 记者 宁南

　　2009年，《爱丽丝仙境漫游记》中的童话场景变成了真实世界的拷问。

　　面对世纪性危机这个“恐怖大王”从天而降，无论是西方世界的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德国总理，还是“金砖四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俄罗斯总理、巴西总统、印度总理，每一个大国首脑心中都有一个“爱丽丝”。

　　要命的是，“爱丽丝”同时骑着两匹马，光明的理想和灰暗的现实。领导们谁都清楚，身下的两匹马正在分道扬镳，最坏的结果还不仅是骑错马，而是彷徨犹豫首鼠两端中摔落马下，被遗弃在“大萧条”般的黑暗世界……

　　伯南克的“green shoots”

　　5月初，“寻找春天”的游戏还在继续。

　　美国总统奥巴马宣称自己看见了“glimmers of hope”；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发现了美国经济复苏的“green shoots”，在国会作证“美国经济应该可以在今年晚些时候走出衰退，重新开始增长”；欧洲央行行长让-克劳德·特里谢则断定，全球经济正处于“拐点”，而一些国家已经“越过了拐点”。

　　在被赋予“率先复苏”使命的中国，高唱“春天的故事”的官员和专家几乎组成了一支合唱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今年公开场合已经六次强调“中国经济情况好于预期”，他最新的表述是：“各种迹象表明经济运行发生了积极变化”。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也在打气，“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比预料得好，中央一揽子计划取得了明显成效”；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判断，“中国经济已经触底”；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强调，中国并没有进入衰退，只是增长放缓了一些，下行的压力大了一些……

　　但现实没有给乐观情绪留丝毫情面。

　　5月15日，最新美欧经济运行数据纷纷出炉。美国4月份工业产值下滑，同比下降12.5%，为过去16个月来第15次下滑；4月份开工率降至69.1%，为1967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4月份CPI下降0.020%，为1955年6月以来的最大降幅，且远低于2%这一美联储认为的与维持物价稳定及促进就业最大化双重职责相称的水平；美国4月份的失业率飞涨至8.9%，创1983年以来最高。

　　欧洲同样一片愁云惨淡。5月15日，欧盟统计局也公布了欧元区今年第一季度GDP数据：较上季度环比萎缩2.5%，较上年同期萎缩4.6%，均创下该地区自1995年开始编纂GDP数据以来的最大降幅。其中，德国第一季度GDP较去年第四季度下降3.8%，这是德国GDP连续第四个季度环比下降，并创1970年有纪录以来的最大降幅。

　　中国的情况也不可能例外：4月份主要宏观运行数据没有改变继续下滑的局面：CPI同比下降1.5%，PPI同比下降6.6%，是6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三个月“双负”增长；全国发电量同比下降3.5%，降幅环比扩大2.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为7.3%，比上月低1个百分点；出口同比下降22.6%，降幅环比加深5.5个百分点……

　　正如刚刚在中国“商业巡演”结束的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讽刺的那样，一切不过是“下滑，稍稍恢复，下滑得更深……”同样是5月15日，上海外滩的2009年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说对了，这就是“W”型经济。而那些所谓的“好消息”，会因为这种向下持续不断的震荡，像筛子一样漏洞百出。

　　例如，关于“green shoots”，伯南克的真相透露在美联储最新一期的《褐皮书》报告中，“联邦储备系统的12个地区储备银行辖区中，只有5个区域的经济衰退有所减缓。”而美国银行业不断放出令人称奇的赢利消息，只不过是滑稽的利润报表数字游戏。

　　富国银行近期就发布了其有史以来最好的季度收益数据，但同诸如销售额等硬指标相比，银行的赢利数据无法反映其真实的运营情况。商业银行的会计报表是否漂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年计提的预期贷款损失，富国银行的会计假设和相关会计问题经不起深究。

　　再看看高盛一季度令人印象深刻的高达16.6亿美元净利润，细心的分析师很快就发现这也不过是个文字游戏。因其法律地位由投资银行改变为商业银行，高盛改变了其对“会计季度”的定义。于是，赢利数据不甚理想的“12月”就这么悄悄地从会计报表上消失了。

　　在“马多夫”横行的时代，朋友是用来卖的，好消息是用来怀疑的。

　　还有多少“黑天鹅”？

　　“我们喜欢可触摸的东西，被证实的东西、显而易见的东西、具体的东西、已观察到的东西、被灌输的东西、典型的东西、美化的东西、官方的东西、学术的空话、经济学家的废话、哈佛商学院、诺贝尔奖……”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随机科学系教授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他的《黑天鹅》一书中抨击了人类的浅薄：绝大多数人从来不愿意看“月亮的阴影面”。

　　在他看来，“现代世界是极端斯坦，被不经常发生及非常不经常发生的事件左右，它会在无数白天鹅之后抛出一只黑天鹅”。事实上，2008年，就是“黑天鹅”演绎“完美风暴”的一年：“3·14”拉萨骚乱让中国政府措手不及；“5·12”汶川大地震带给了中华民族巨大的伤痛；在北京奥运会“盛宴”时刻，雷曼公司的倒闭，将一场华尔街的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半年过去了，人们的恐惧情绪稍稍稳定，2009年3月墨西哥爆发“人感染猪流感”疫情，又一只“黑天鹅”——甲型H1N1流感随即席卷了北美、欧洲、南美、亚洲，在金融危机肆虐的全球经济“伤口”上撒了一把盐。恐怖的是“黑天鹅”用它的反复多变连续电击着人类的神经。5月中旬，刚刚被宣布已经稳定并减缓的疫情，突然再次加剧，连续多起日增千例……刹那间，世界几乎成了“黑天鹅斯坦”。

　　过去两年来，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在“大萧条”的恐惧压力下，不少人在寻找和预测“黑天鹅”。在国内，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和从美国回来用一本编著的《货币战争》赢得庶民热捧的“海归”宋鸿兵。

　　身份迥异的两位“卡珊德拉(Cassandra)”，在官方主流圈子里遇到了相同的遭遇：非主流的观点命中率甚高，然而其不吉利的预言不但谁也不信以为真，还遭到嘲笑甚至憎恨……

　　遭到主流经济学者集体排斥的宋鸿兵，戴着“阴谋论”的帽子继续预言坏消息。“表面来看，全球股市似乎出现见底信号，但我个人认为，全球经济尚未见底。”4月26日，宋鸿兵在成都娇子国际会议中心，以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这个“编外正科级”身份，第N次预言金融危机第二波。

　　“这场危机的暴风眼，已经从美国13万亿美元的按揭抵押贷款市场，移向了27万亿美元规模的企业债、金融债、地方政府债及其他资产支持债券。”不过，他把引爆时间从两个月前的4—9月调整到9—10月间，“一些美国大型商业银行可能面临崩溃的危险，最终可能被国有化。有理由判断，其冲击力不会亚于次贷的冲击。”而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被国有化或申请破产保护，在他看来，将是第二波危机中的标杆性事件。

　　伴随而来的另一个坏消息，宋“海归”认为是未来惊浪滔天的通货膨胀。他提醒到：“2008年11月以来，美联储创造了历史上令人惊恐的货币发行量。”1913—2008年，美联储用了95年时间将基础货币量做到了7500亿美元，而外号“直升机伯南克”从2008年11月开始，仅2个月时间就增发了同等数量的基础货币，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快的印钞纪录。基础货币在接近1.9万亿美元，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总额已经超过2.5万亿美元。

　　“美元这种前所未见的货币增发，将对今后世界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将会对世界价格体系产生严重的冲击。”宋鸿兵预言，在2009年以及今后，一个可能的风险是整个价格体系的剧烈反转，一场恶性通胀可能即在不远的前方。

　　“石油价格可能在面临另外一次突然而猛烈的冲击。”他说。

　　中国的“生产过剩”、美国的“美元危机”，是过去六七年王建反复宣讲的坏消息。这位主流身份现在却被冷落在非主流意见市场的体制内专家成名甚早，1980年代末以“发展大进大出的加工型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构想”得到了赵紫阳的重视，30多岁就获得了“中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1988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专家”和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等一系列头衔和身份。现在，他认为，无论是生产过剩还是美元危机，都已经是大错已铸，就像美国“镀金时代”小说家德莱塞书中的“嘉莉妹妹”，流落在芝加哥大都市灯红酒绿的乡下姑娘已经回不去了。

　　对于中国的产能过剩，王建认为根子在收入分配矛盾，少数人占有的绝大多数财富造成了贫瘠的内需，“要想从根本上理顺至少要8—10年”，而且还有一个前提——美国经济像过去那样继续繁荣十年；对于美国的美元危机，关键在美国经济基础已经虚拟化，要想重回物资资本主义，无异于把魔鬼重新装进所罗门宝瓶，非人力可为。

　　于是，王建放出了一只最大的“黑天鹅”：“危机根源无法消除，战争是阻止全球经济落向深渊的最后刹车器。”

　　“大萧条”的真相

　　如果只是把“卡珊德拉”们的坏消息当作最坏的情境，那也太低估我们眼前这个时代的戏剧性了。预言家们现在放飞“黑天鹅”的场景，仅仅是一部惊悚片开幕时营造氛围的“鬼火”而已。事实上，当历史真相最终浮出水面时，一切不过是人心贪婪、无知和浅薄作祟的结果。

　　“制度的基础无需检讨。”1928年，即将就职美国第21任总统的赫伯特·胡佛在挤满人群的斯坦福大学体育场高声宣讲，“在今天的美国，我们比历史上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最后战胜贫穷，济贫院正从我们中间消失。”

　　自从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世界头号债权国以来，美国已经如1914年前的英国那样控制着世界经济。高效率的美国体制输出了比以往更多的商品，美国人通过借美元给外国人购买美国商品和直接投资于外国股票及证券的办法，使世界经济到处运转起来。

　　1929年入驻白宫的胡佛给他的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写到：“目前的和平前景比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任何时候都要深厚。”

　　就像胡佛不相信白宫大门外有人食不果腹一样，他拒绝正视美国经济的真相。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学教授沃尔特·拉菲伯说，“当时的大多数美国人太贫穷，无力购买正在供过于求的商品。”1919—1929年，美国生产能力提高了近50%，1929年的GDP达到1040亿美元，但工资却没有相应增长。

　　到1929年，5%的美国人占有了1/3的美国财富。贫富差距扩大，经济基础已经摇摇欲坠，而胡佛政府拒绝考虑采取比如提高所得税之类的措施以使收入较为平等。当1929年10月29日美国股市因为联邦储备系统低利率政策挑起的投机繁荣破灭而崩盘后，美国的生产过剩在外需消失和内需贫瘠双重夹击下，将整个世界推进了大萧条的“黑洞”。

　　到胡佛政府垮台时，所有的统计数据令人震惊：1929—1932年，美国GDP从1044亿美元降至585亿美元，净国民产值由958亿美元减至509亿美元；失业率从总劳动力的3%上升到25%，3400万男人、女人和儿童根本没有任何收入；11000多家银行被淘汰……沃尔特·拉菲伯说：“即便是早期殖民时期也没有如此悲惨。”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此私下里评论说，“总崩溃不可避免，美国将回到得克萨斯式的文明(牛仔文化)，法国和德国将走向战争。”历史证明，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事实上，对于危机，胡佛做了我们现在认为已经从大萧条吸取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政府干预，并相信政府能够缓解衰退造成的冲击。面对大萧条的挑战，胡佛做出了迅速而坚决的反应并一以贯之，为医治萧条执行了美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攻防计划：他把实业界和劳工领袖召到白宫，试图说服他们维持工资继续生产，并着手扩大工厂；提高修建道路桥梁和公共设施的支出，财政援助从1.05亿美元提升到2.6亿美元；提高关税保护美国制造商和农民；暂停欧洲国家偿还债务，以保障其对美国产品的购买；创办复兴金融公司，为7400家银行、保险公司、铁路和其他事业机构提供17.8亿美元的贷款……

　　1933年，罗斯福上台后推行的“新政”，大部分政策依然是胡佛解决方案基础上的拓展和强化。奥地利学派的默里·罗斯巴德在他那本《美国大萧条》中嘲讽说：“胡佛-罗斯福时期其实是一个相互连贯的整体，罗斯福政府与胡佛政府只有两个重要的不同，在管理公共关系上更加成功，花费了更多纳税人的金钱。”

　　罗斯福政府最初四年所做的大部分工作，换来的是1937年大萧条重新杀回后“美国历史上最险峻的衰退”：工业生产下降33%，发放的工资总额减少35%，工业股票平均下降50%，利润下降78%，唯一上升的是高达23%的失业率。“总统找不到其他出路。”罗斯福最亲密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在这一刻绝望地说，“这个有着1000万到1200万失业者的国家不可能继续其民主制度，干脆就是不可能。”

　　是谁从大萧条的魔掌中救了美国人和罗斯福政府？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挑起的战争。针对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和1938年德国占领苏台德，罗斯福提出扩大海军20%和5500架飞机的空军军备计划，成为应对危机的直接有效手段。

　　1939年8月，美国工业产值比1937年5月增加了28%，失业率下降到8%以下。罗斯福高调宣布：“美国已经逐步走出了低迷的深渊，迎来了强劲的复苏。”这位“跛豪”的声望开始走向辉煌的峰顶。

　　因此，无论是凯恩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药方”，还是弗里德曼用货币主义解释将罪责砸在政府管制的脑袋上，抑或奥地利学派认为大萧条是“不可避免的和对人类投机行为的报应”，以及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自己的《大萧条》专著中抨击金本位制恶果……或许所有的答案都对，所有的药方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就如药方本身代替不了肌体康复一样，政策本身也代替不了复苏的过程。

　　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言，不同的是，罗斯福政府借助危机带来的社会改革机遇，通过“大压缩(Great Compression)”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缩小巨大贫富差距的同时，扶助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阶层。也就是说，罗斯福也曾给美国经济“打过吗啡”，但比胡佛更愿意靠“刮骨疗毒”的社会改革勇气和决心，为美国民众不得不承担的痛苦换取未来的社会繁荣。

　　大萧条80周年的2009年，金融危机已经折磨了全球经济两年，还没有丝毫退场的迹象。号称吸取了前人教训的诸国政府并没有表现出超越赫伯特·胡佛的智慧，一边大剂量地注射着“吗啡”(资金)，一边或者天真或者自欺欺人地谈论着“V”型反弹，以为一场疾病，而且是史无前例的疾病，会因一种救治而毫无痛苦地痊愈。

　　奥巴马不是罗斯福

　　“我们不能一直从中国借钱。借钱是要还利息的，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拿下一代的未来作抵押。”5月14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墨西哥州市民会议上警告，美国的债权人终将“感到厌倦”，不再买进美国的国债，到那时将对美国经济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两周前，奥巴马提议削减170亿美元的预算，计划砍掉121个联邦政府项目。他想让所有美国公众明白，自己完全清楚美国政府目前的赤字开支做法是“无法维系”的。可事实上，这份所谓的赤字削减不过是其天价开支的0.5%，而且他已开始着手增加810亿美元的新开支计划。

　　这个自相矛盾的戏剧性一幕，某种程度上就是奥巴马“新政”的缩影：在奥巴马治理经济的坚毅辞令和他那常常陷入妥协的经济计划之间，鸿沟巨大。

　　过去76年，没有哪一次的经济危机像现在更接近大萧条的局面，也没有哪个时期美国人像现在这样更迫切需要一个“罗斯福”，拖住小布什8年灾难性领导带来的“美国坠落”。但“奥巴马新政”即使有不亚于“罗斯福新政”的巨大规模和万丈雄心，2009年的美国也不是1933年的美国。

　　胡佛政府1932年不尊严地下台时，交到罗斯福手中的是一个世界第一强国的经济家底：1929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29亿美元，占全世界比重的48.5%，超过了英德法三国总和的79%；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上升到14%，取代英国成为贸易第一强国；这一年，美国生产了535.8万辆汽车，6262.8万千瓦的电力，5734万吨几乎占世界一半的钢产和1.36亿吨原油……

　　因此，当罗斯福政府熬过经济危机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巨大的工业机器可以开足马力将美国经济拖出大萧条的黑暗泥坑：截止1945年的5年间，美国共生产了5.1万艘军舰，29.7万架飞机，8.6万辆坦克，31.5万门野战炮……到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美国GDP达到2085亿美元，是罗斯福上台前1932年的3.6倍；1944年美国工业产值比1937年增长了123%，工业产品总量是德意日三国的两倍，占世界比重达到53.9%。

　　相反，奥巴马接手的美国却是一个臃肿懒散、千疮百孔、由盛趋衰的超级大国。2001年小布什上台时，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是5.7万亿美元，到2009年初他离开白宫，留下了近10.2万亿美元几乎翻了一番的债务。即使2008年美国GDP达到了14.265万亿美元，其中超过70%都是通过美国人放纵的消费胃口创造的。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领导全球经济的核心力量主要体现在金融、军工和高科技。当占美国经济“半壁江山的金融业”(奥巴马语)正在将美国社会拖向破产边缘时，无论是军工还是高科技，这些费钱的玩意都被迫勒紧腰带。

　　而且，如同中国眼下饱受产业结构失衡之苦一样，美国也因为比重高达78%以上的服务业呈现着同样的难题。在大半个20世纪里，美国工业源源不断地被转移到国外。抛弃了那些曾经奠定了其超级大国地位的制造业，美国的精英阶层致力于建设以大量消费、无节制借贷和商业掮客为荣的后工业社会，使得美国经济基础堆满了脂肪。

　　“如果6月1日美国通用汽车最终走向破产，那将是历史性的一刻，意味着美国制造业的基础将彻底完蛋。”美国制造业巨擘铁姆肯公司高级研究人士韦恩·李调侃地告诉《商务周刊》，“危机过去后，我们大部分人可能只有靠倒卖糖水(可口可乐)、汉堡(麦当劳)和美国债券还债了。”

　　对于这些问题，奥巴马在他的总统竞选演讲中表现出了足够深刻的认识。为摆脱目前经济困难并储备经济与科技爆发力，“奥巴马经济学”主要的内容就是：减税、增加公共开支、重建医疗保障体系、投资未来科技与教育。为此，他拿出了80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

　　一直热捧奥巴马的保罗·克鲁格曼对此充满了失望：“我们面临的可能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未来三年内，美国经济的理论产能和实际产能之间将会有2.9万亿美元的缺口……这份经济刺激计划的规模，无论是同小布什政府2万亿美元的减税规模，还是同伊拉克战争那业已花费的1万亿美元且还在不断上涨的军费开支相比，都过于寒酸了……起到的作用仅仅是扬汤止沸。”

　　批评奥巴马“太容易接受妥协”的保罗·克鲁格曼可能忘记了，罗斯福接手的美国是全球第一大债权国，而奥氏得到的遗产正好相反——全球第一大债务国。奥巴马现在拥有的实力远不及罗斯福，更不用说罗氏的好运气。他仍然只是一位祖籍肯尼亚的“个人英雄”。

　　当然，奥巴马可以选择“直升机”伯南克在空中抛洒美元的计划，但它意味着由他亲手埋葬帝国的最后一道防线——美元霸权，那可不是他想要得到的历史位置。

　　目前，美国已经有1300万失业者，3255万人靠领粮食券糊口，656万人在领取失业救济，8700万人失去医疗保险……这些数据还在不断刷新历史记录。2009—2010年财政预算赤字也修改到了3.1万亿美元，埋伏在国会里的共和党议员随时准备向“新政”捅刀子，以色列游说集团、华尔街利益、军工复合体等众多利益集团随时会扑上来撕咬，被民众而非财团推选上台的奥巴马面前的选择并不多。

　　至于奥巴马寄望助推美国重上历史巅峰的高科技、新能源革命、健全的医疗保障和人人可以上得起的大学教育，仍然太过遥远。眼下突如其来的甲型H1N1流感公共卫生事件，和随时可能集中爆发的金融危机第二波，持续消耗着他的时间、财力，侵蚀着他的勇气和60%的支持率。

　　“对奥巴马领导能力的考验可能不是他的第一个百日，而是第二个或第三个百日。”美国最新一期《新共和》杂志以“问题多得难以驾驭”为题担忧“奥巴马新政”：“如果失业率继续攀升，他还能让国会通过另一个更大的刺激计划吗？如果银行救助的成绩不是‘C’而是失败，他能顶住压力，从美国银行业协会手中实现对失败银行的国有化吗？不知道，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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