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倒一切的“保增长”

　　大洋彼岸的中国是另一番景象：美国市场已经意兴阑珊了，中国人决心把“盛宴”继续摆下去。

　　1—4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3.71万亿元，同比增长30.5%，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完成的投资增长39.3%；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94.2%；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24.89万亿元，同比增长29.8%；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3.68万亿元，同比增长90.7%；新增信贷5.17万亿元，同比多增3.37万亿元……

　　一季度地方诸侯们拿出的“成绩单”，更展示了投资“单引擎”驱动中国经济的局面：该季中国GDP增长仅为6.1%，31个省市自治区中却有11个达到两位数，23个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所有超过全国GDP平均水平的省市自治区，投资增速也同时超过了全国水平，11个两位数GDP增长的省市自治区后面也是两位数的投资增速。

　　面对中央“保增长”的重压，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外贸1—4月同比下降24.3%，消费又难堪大任，能够发挥“立竿见影”效果的投资竞相受到集体追捧。官方媒体为此惊呼，“保增长”正在变味为“投资竞赛”。

　　这种热后面透出的却是冷。刚刚出炉的4月份主要宏观运行数据，没有改变继续下滑的局面：CPI同比下降1.5%、PPI同比下降6.6%，是6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三个月“双负”增长；全国发电量同比下降3.5%，降幅环比扩大2.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为7.3%，比上月低1个百分点；出口同比下降22.6%，降幅环比加深5.5个百分点……

　　许多主流分析人士“沙里淘金”般找到为数不多的缓解或趋好数据，但这根本压不住大小主政者心中“火烧火燎”的“首先复苏”情绪。

　　“尽管决策层寄望通过此次危机形成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倒逼机制，加大改革力度，理顺中国高增长、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发展模式，但为此提出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九字危机应对战略，现在还是变成了‘保增长’压倒一切，甚至是不顾一切。”中央党校研究室一位教授遗憾地告诉《商务周刊》。

　　“环境保护者担心政府已错失了利用经济放缓使中国走上更加清洁发展道路的良机，反而又借机兴起新一轮高污染高增长发展期。”4月18日，《纽约时报》刊发了记者乔纳森·安思菲尔德署名文章《经济低迷改变中国产业发展优先权》，称“为紧急应对经济低迷，中国国家环保部开通了一条新的加快审批产业项目的‘绿色通道’。省级环保部门也在迅速跟进，将环境影响评估时限从原来最长的60天缩减为5天。”

　　对此，环保部的新闻官员向《商务周刊》表示，对符合环保准入条件的项目开通“绿色通道”，与对“两高一资”项目严格把关并不矛盾。不过，环保部在2008年12月4日下发的《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工作的通知》中也承认，“近期发现，一些地方存在片面追求审批速度、放松对‘两高一资’等项目的环境管理或盲目下放环评审批权限等问题。”

　　本刊记者在一份去年11月以来的环评项目统计文件中了解到：从2008年11月到今年5月20日，环保部总共批覆环评项目389件，同比多批106件，项目投资达11565.8亿元。其中最集中的2008年11月—2009年2月，通过了246件，涉及投资9700亿元。

　　“当然不是环保部的问题，现在是谁挡道保增长，谁就是影响大局。这个罪名谁担得起？”一位环保部门的内部人士满腹牢骚地告诉记者，“就像去年11月份，两个半小时审一本环评项目，你说这是我们愿意干的吗？”他认为，所谓倒逼机制完全成了空想。

　　烦恼同样出现在“调结构”上。去年年初，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推动拉开了珠三角经济转型，以“腾笼换鸟”的构想，期望通过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借助金融危机淘汰高消耗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为广东升级换代更多高科技含量的现代产业。

　　“政府不能去救落后的生产能力。”2008年11月，针对各方质疑和批评，汪洋在广东省特区工作会议上豪迈地说，“走我们自己的路，科学发展的路，让别人议论去吧。不管别人怎么说，双转移要坚决，腾笼换鸟要坚决。千万不要因为要保增长，不管什么都继续上。”

　　一个月后的12月30日，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在政协第十届广东省委员会召开的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透露，自己去年7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省长座谈会上，曾进言希望中央稳定外经贸政策。

　　“广东属于外向型经济大省，外贸依存度高达150%，相较于江浙等地区，对金融危机感受最早最深……劳动密集型企业绝大多数是广东企业。”黄华华透露，面对温总理，他在座谈会上发言说，“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长远来说是对的，但这有个过程，起码要三至五年，千万不能急转弯。听说中央有些部门还要出台三个限制出口的政策。如果这三个政策真的再出台……将影响到广东1513亿美元的出口和1100万—1300万人的就业……对广东的加工贸易产业是毁灭性的打击，并非耸人听闻。”

　　利益的悲剧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描述的那种稀有性、冲击性、不可能预测性的“黑天鹅”，并不最可怕。最可怕的场景是，历史醒目地标记前面是黑暗，人人都清楚自己不能掉进黑暗，但每个人都打好行装、整齐地排好队走向黑暗。

　　没有人比芝加哥大学教授、国际安全政策项目主任约翰·米尔斯海默更准确地理解这一点的恐怖。以《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跻身全球国际关系顶尖学者之列的米氏，在2006年3月与史蒂芬·沃尔特发表了令美国朝野震惊的研究报告《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美国外交政策》。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中东政策的中心点是美以特殊关系，而不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中东政策的动力几乎完全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尤其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活动，它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操控着美国的政治体系”。

　　“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不仅限于美国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它们一直在努力塑造美国的中东政策，维持美国对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政策的支持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核心目标，是推动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的关键因素。”在米氏看来，这导致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危险急剧上升，使美国实际上成为以色列扩展被占领土的帮凶，“美国国家利益完全被一小撮人胁迫了，毫无疑问最后的政策将我们的远大理想变成了一场噩梦。”

　　不过，与华尔街利益集团相比，以色列游说集团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过去的20年，以高盛公司的“套利大师”罗伯特·鲁宾进入克林顿政府掌管财政大权为标志，华尔街势力从商业社会全面进入了政治社会，完成了权钱的完美交易。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幌子，鲁宾、格林斯潘、保尔森目标一致地连续作战，彻底拆除了因大萧条教训而建立的对金融业过度投机的惩罚性律条。如果说以色列游说集团还只是把美国的对外政策引进了“死胡同”，华尔街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后几乎将美国和它的霸权地位赌光。

　　即使现在奥巴马政府不得不打扫“华尔街垃圾”的时刻，保尔森的得意弟子、现任财政部长盖特纳仍然坚持动用纳税人的钱来购买美国银行业账上的毒资产。“唯一不同的是，老师的提议是让政府直接买下毒资产，学生则是让政府借钱给私人投资者购买。”保罗·克鲁格曼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又是华尔街的人监管华尔街的违法乱纪，“无论如何，这都不过是用一种拐弯抹角、乔装打扮的方式继续为华尔街的损失进行补贴。”

　　类似的故事同样发生在中国。当决策层将自己的远见卓识精髓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指导方针后，这项得到绝大多数人赞同和支持的应对危机战略，却在一步步的执行中简化为“保增长”，进而在经济大幅衰退的重压下变形为“投资竞赛”。

　　“政策扭曲已经越来越严重。”上述中央党校教授分析说，当收入下降、就业困难加剧、社会矛盾紧张同时浮现出来后，对经济复苏的耐心已经大大降低，顶不住“保稳定”压力的各级政府和部门，更加动摇了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的决心，“不顾科学发展观地在投资上大干快上”。

　　5月11日，《商务周刊》从发改委一位政策咨询人士处了解到，铁路投资的“大跃进”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借保增长“东风”，铁道部启动了总投资规模5万亿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要到2020年建成12万公里以上铁路，2009年全年投入7000亿元。比如，为了加大投资，铁道部调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将即将动工的兰新高速铁路和已经动工的贵广高速铁路，时速由原来规划的200公里提高到350公里。这意味着，为分别节省4小时和2小时行程，项目造价将翻一番。

　　“上千亿投资对属于低收入水平的西部地区当地城乡居民而言，一定是高昂的票价，而且将撤走大量原本能给地方乡镇聚集经济活动的小车站，加剧农村萧条，其真正的实惠，值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他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这种偏重于大动脉建设而忽视毛细血管的交通投资思路，不但难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而且对交通运输体系本身还会造成更严重的结构失调。”

　　1948年2月，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 ：“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事实上，目前的危机对中国而言，就是生产过剩。

　　2004年以来的5年，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年均高达25.4%，年均投资率51%，但银行存差仍然从2004年的6.4万亿元飙升到2008年的15.8万亿元，说明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储蓄大于投资的格局不但未有所改变，而且持续加重。

　　同时，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基尼系数由改革之初的0.2上升到2006年的0.47，这个收入分配差距已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说明在贫富差距扩大的背景下，内需启动源动力——消费不足的局面一时难以改变，使得我国不仅难以出现全面供给不足，反而已经存在全面生产过剩的基础。

　　据十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百甫介绍，预计2010年我国钢铁产业剩余产能约2.5亿吨，煤炭行业潜在产能过剩将达4亿吨，电力行业目前已经出现明显过剩，水泥行业在2005年产能过剩率就已达20%左右，纺织行业主要依赖大量出口维持产需基本平衡，汽车行业目前生产能力已超过实际需求300万辆……

　　按照默里·罗斯巴德的解释，大萧条就是淘汰过剩和无效产能的过程。而中央政策中的“扩内需、调结构”，也正是顺应这种经济规律消除脂肪增强肌肉的行动。但“保增长”压倒一切的局面下，种下的“龙种”，却收获了更多投资、更多过剩的“跳蚤”。

　　近日，有媒体报道，“4万亿信贷资金正流入产能过剩行业”。对此，上述发改委研究人士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垄断利益等等隐形的利益集团早已形成了自己的路径依赖。过去30年，既得利益的不断坐大是目前结构调整体制改革难以推进的根本障碍，这种背景下，投资更容易进入产能过剩的行业。”

　　在他看来，当前情势已经越来越危险：“我们要分析什么是长痛和短痛？什么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战术动作？显然，当前我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消费短板待补、产业结构失衡、改革推进迟缓和社保不健全。只有利用危机的倒逼机制，坚定信心改革调整上述问题，才能以短痛换取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才是我们当前经济工作的根本目标。”

　　危机不仅在考验人类对恐惧和苦难的承受力，更是检验一国领袖伟大抑或平庸的镜鉴

　　“如果决策者因为怕一时的疼痛，或者为了数字增长目标而难下决心或政策动摇，继续用盲目投资打气壮胆，”他警告说，“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未来需要付出远超过中国国力和社会可以承受的代价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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