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停“煤炭价格双轨制”的呼声由来已久，但始终没能真正而彻底地实现。韩晓平告诉记者，煤炭价格双轨是改革失误造成的，改革失误破坏了煤电之间的长期协议机制，这个机制在20世纪90年代还是存在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当时的国家计划发展改革委员会针对煤炭价格下滑，认为煤炭应该放开市场，并发了相关文件，据此文件，所有电厂签订的有量有价的协议全部作废，电力和电煤成为现货交易，当时市场上有许多已经签署的长期协议都作废了。“那个文件是造成现在整个系统紊乱的根源。”

　　“现在，如果发改委完全不管，也会造成混乱，会形成大企业垄断，更会出现全国电力企业都去和山西省政府谈煤价的局面，毕竟国家发改委会站在全国立场考虑问题，但山西省政府只会更多地代表本省利益。”

　　“长期协议机制非常重要”

　　如果发电企业可以从电力用户那里获得长期协议，它会自然而然地将权益和责任延伸传递到煤炭和运输企业，实现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如果煤炭企业拥有20年-30年的长期供煤协议，并被承诺每年根据通货膨胀指数对价格进行调整，煤炭企业和矿主们就会加大安全投入，控制超产，确保自己的长期利益。而现在，我们的煤电企业之间，所缺乏的就是这样一个长期协议机制。

　　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市场观察员李朝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煤电之争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问题。除了电煤放开和电价管死这一制度矛盾外，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和管理部门也是重要原因。他认为，可以逐步放开电力产品的价格管制，对小的电力用户，电网向电厂采购电力产品后向小客户销售，电网获得差价利润，对大的电力用户，电厂直接签订供电合同，电价由电力供求企业自己决定，电网以“过路费”的形式收取过网费用，以解决煤-电厂-电网之间的矛盾。

　　价格是多年来煤电之争的顽疾之一，却远不是唯一。“中国的煤电问题不是放开价格管理就能够彻底解决的。如果供需关系扭曲，价格再不管制，煤价电价就会飞涨。导致煤电之争的根子还是因为电力改革的停滞不前和方向性失误所致。”韩晓平告诉本刊记者，煤炭的市场化取决于电力的市场化，如果用电者和发电者无法进行长线交易，煤炭市场就不可能形成长期协议。“解开这团乱麻的关键是在电力买卖双方建立长期协议机制，供电企业交给地方政府管理，价格根据用户用电特性和安全要求，由双方以及燃料供应企业和运输企业共同协商。同时，发改委应该进一步明确和鼓励煤电之间建立长期协议机制。”

　　抽言：

　　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对大的利益集团动手，就不能真正走出危机。

　　要从大的利益集团入手

　　对于煤电问题，建立长期协议机制和要对大的利益集团开刀是几年来韩晓平始终坚持的两个核心观点。

　　“我们现在的问题表面是煤炭价格问题，深层次是煤电问题，更深层次是改革问题。最关键的是要打破电网垄断。现在电网已经形成超级利益集团，很难打破。”

　　“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很像1929年时的美国。美国所以能走出1929年经济危机，最根本的是靠开放市场。当时的辛迪加作为纵向垄断利益集团，跨州经营着许多公共事业。美国100多家电力公司主要控制在三大集团手里，大量的电力公司跨州经营。这些垄断集团甚至可以控制州长和议员的选举。1935年8月，罗斯福新政开始，政府签署《公共控股公司管理法》，将这些大的利益集团全部切开，不允许任何公司跨州经营，公司间的产权也不许相互持有。于是，州政府得以监控这些公司，新型发电技术也随之发展起来。起初的电话技术也由贝尔电话公司一家垄断，之后各州电话公司才得以发展起来，经济在新技术的带动下重新焕发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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