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金融危机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机会。从政治角度处理经济问题，是中国的特点，也是中国的优点。改革开放30年，推动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其实不仅仅是采取了改革和开放的政策，而且还在于甚至更主要的在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也就是权力高度集中，领导集体决策没有出现重大失误，政策的连续性保证了较好的政治稳定，能够集中全国的政治经济资源来处理和解决重大问题。比如，2008年中的南方冰灾、通货膨胀、汶川地震、奥运会等重大事件的处理与运作，都是如此。目前，防止金融危机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成为全国全党最大的政治工作，实际上是一种全国的政治动员，近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表现了出手快、出拳重、力度大的特点，总体上看，中央应对措施方向是正确的，决心也很大。但同时，还必须从政治上关注金融危机，从战略上改变中国发展模式，从重出口推动经济转向拉动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金融危机表现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很大缺陷，就是对外部市场依赖过大，在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上，中国仅仅具有初级加工制造的优势，而在金融、物流、科技创新、贸易、品牌等方面，处处受制于西方，中国还只处于西方为中心的体系外围，在经济链条中处于低端位置，同时，中国还要付出低廉工资和牺牲环境的巨大代价。不妨把此次金融危机看成是西方国家从经济上集体抵制和制裁中国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一种预演，也就是说，假如有一天，西方与中国发生了重大冲突，西方国家集体不从中国进口商品，中国怎么办？对中国来说，出口依赖太大、内部市场消费太小的模式不能再持续下去，中国必须借金融危机的机会，下决心转变模式，把扩大内需提到重要位置。从政治上看，它不应只成为应对危机的临时之计，而必须成为中国的一个战略思想。让国内市场更充分地发展起来，不仅要国内国际市场并重，而且应让国内市场高于重于国外市场，形成以国内市场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与其说这是一种经济发展选择，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战略选择。

　　第九，应对金融危机必须关注反腐败问题。可以说，现在的经济工作安排有一个重大的政治缺失，就是没有相应地强化反腐败措施。扩大内需的4万亿元，加上地方财政配套，总数将占到18万亿元，其中80%～90%的资金将投入各项工程建设，其中重点又是住房、交通、基础设施等工程，而这些全都是最近几年来的腐败高发领域。四川、重庆、安徽、河南、新疆等10多个省市区的20多个厅局长因交通工程而前赴后继走上腐败之路，其中河南先后三任交通厅长因腐败被判刑。1979年，陈云提出党风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至今30年过去，腐败成了一个屡反不掉的顽疾，甚至连被称为社会公正和反腐最后防线的司法系统也产生了严重的腐败行为。在缺乏进一步有力反腐措施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大规模上马这么多工程，不知又有多少资金安排要成为贪官们的盘中餐、囊中物。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出台配套的反腐措施，放开新闻媒体监督和群众监督，强化对与工程决策、审批、施工、公安等权力腐败重点单位和部门的一把手的权力监督，强化阳光透明工程，实行异地任职、异地评审、异地招投标等措施，要把政情公开等措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落实社会、媒体和民众的知情权。

　　第十，应对金融危机须与建立和发展社会、教育、医疗、养老、退休等保障体系联系起来。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有巨大成就，但也有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还没有建立起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日本用30年发展的经济收入，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所以日本虽然连续10多年经济不发展，但也没有出现大的政治动乱等问题。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一方面是高居不下的存款，总数高达46万亿元，另一方面是极低的人均消费，这种情况存在的主要原因就是相当多的人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找不到工作或工作不稳。若社会保障不完善，再加上外来因素的刺激，就会成为社会政治问题。在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刻，中国也已进入矛盾高发期，这主要表现为近几年来的群体性事件大大增加。仅2008年，就有6月贵州省翁安县群体事件、7月19日云南孟连群体事件、9月7日湖南吉首非法集资导致的群体事件等等，同时，在重庆、广西、浙江等地均有群体事件发生。除了官员的腐败等政治原因外，发生这些群体性时间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群众在民生方面上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低收入者群体、农民群体和社会失业者多为群体事件参与者。目前中央采取的扩大内需措施中，也突出强调倾向民生，但问题在于间接解决民生的资金安排过高。4万亿元中，约有35000亿用于工程建设，这对解决失业和提供解决民生的基础设施有利，但重投资轻消费，周期较长，中间环节多，对三大类弱势群体的直接帮助不大。所以，有必要对资金安排进行调整，加大用于直接民生、增加民众收入、直接刺激消费的款项。

　　从长远来看，金融危机的发生及其应对的过程，对今后的国际政治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的竞争：哪种模式更能防止危机和能更好的解决问题，哪种模式就将在竞争中占上风。如果中国能更好地应对危机，把危机变成改善发展模式的机会，使中国更健康更平衡的发展，那么中国的模式就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叶自成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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