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梦”是美国不可承受之重

　　任文：矛盾的两个头，一头是美国的全球霸权的政策，另一头是经济社会政策，我们对后者又应该如何认识？

　　彭晓光：关于经济政策，我们知道，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美国则通过大规模工业化进程登上了世界经济的顶峰，但是，美国作为典范向世界推销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今天最大的特征之一却是“产业空心化”，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简而言之，美英模式遇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德国和日本。美英模式也许可以率先在某些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可一旦技术相对成型，在组织工业化生产的精细化和合理化方面却往往不如德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这次金融危机，美国三大汽车公司走到了破产的边缘，通用的市值只有几十亿美元，而同样受到冲击的德国大众超过3000亿美元，日本丰田则超过1000亿美元。

　　克林顿时代，美国曾经幻想，在资本市场的支持下，通过网络技术领导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对德日形成“产业代差”，但这个幻想随着网络泡沫一起破碎了。

　　今天，美国不仅面对德日，也面对其他新兴国家的挑战，如果无法在财政、金融方面为新一轮突破性的技术革命提供巨额资本支持，美国“产业空心化”的进程还将持续，这对美国经济基础的削弱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社会政策，我们知道，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美国得以维系的基础，除了美国人经常标榜的“自由、民主、人权”之外，更重要的是所谓的“美国梦”。一个人实现“美国梦”，意味着体面的工作、房子、汽车、大额信用卡消费、社会保险及旅游度假。但是美国有3亿人口，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的金融业、高技术产业、高端服务业、军事和能源产业也根本无法容纳如此大的就业人口，大部分美国人还得在普通收入水平的岗位就业，没有巨额资本支持，很多人的“美国梦”只能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一旦相当大比例的人口丧失实现“美国梦”的机会，在相对欧洲而言贫富悬殊较大、族群矛盾突出的美国所引发的问题，是美国社会无法承受的。

　　只要美国不愿实质性地调整全球霸权政策和经济社会政策目标，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充分利用美元霸权，纵向对未来透支、横向对世界其他各国透支。为了使这种巨额负债方式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持续进行，“金融创新”工具以及由此导致的远远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快速膨胀就不可避免。美国监管当局也必须避免采取任何严厉监管的方式以支持这个选择得以持续，直至次贷导火索引爆债务总危机。

　　这个选择从“撒切尔—里根经济革命”就开始了，小布什上台后，为了应对网络泡沫的破灭，采取了变本加厉的、以更大的房地产—金融泡沫推迟危机的手段。

　　这套“金融魔术”，不仅长时间地支持了美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包括在冷战中获胜，遏制了日欧的经济挑战，保持了在高技术产业的领先地位，以及使很多中低收入人群提前实现了“美国梦”)，而且通过一系列让绝大部分经济学专家都看不懂的“金融创新”，在评级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及传媒机构的优势话语权帮助下，通过向其他国家出售“有毒证券资产”分散了风险，比较成功地绑架了全世界为其制造的金融危机埋单。

　　从某种意义上，目前饱受争议指责的美国政府、格林斯潘和华尔街其实是美国的“有功之臣”。

　　任文：现在这些人可能也没有想到后果对美国也会如此严重，公众会这样生气。他们是否也有失算的地方？

　　彭晓光：他们唯一的失算是：太自大了，没想到这套“金融魔术”反过来也重创了美国经济和金融。本来，“美国优越论”、“美国例外论”、“美国已成功摆脱了经济周期”这套“新蒙昧主义”信条，是他们制造出来推向全世界、增强自己全球博弈地位的工具，但在反复宣传中，他们自己也成了这套信条的俘虏，遭到了自己制造出来的巨额债务“弗兰肯斯坦怪物”的凶猛攻击。

　　美国捍卫霸权的决心依然坚决

　　任文：那么，您对美国下一步的反危机措施有什么样的判断？

　　彭晓光：虽然美国各阶层都开始充斥着各种“失败主义”情绪，但美国决策层同当年苏联垮台前精神上早已缴械投降的戈尔巴乔夫集团不同，其捍卫全球霸权地位的决心依然坚决，“在重大危机关头，英语民族往往表现出沉着冷静的性格”(这是二战中德军最高统帅部对英国不可思议地成功组织“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评价)，况且，战后美国也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成功扭转了越战失败、美元危机、苏联军事扩张及日本全面经济挑战造成的被动局面。

　　基于以上判断，我以为，美国决策层下一步反危机措施的目标，是尽最大可能阻止危机进一步恶化，尽力向其他经济体转嫁危机，力争使美国率先走出危机，同时，保住美元霸权，保住美国继续向世界举债的能力不受实质性影响。

　　至于反危机措施的手段，金融手段就是目前美联储推行的零利率和直接购买美国企业债的“无限制提供流动性”滥印美元手段，即以更大的“美元泡沫”解决问题，如果这个最后的金融杀手锏作用依然不明显，美国将不惜通过在资本相对富裕的大中东、东亚和欧洲制造“可控混乱”(如局部战争)的方式，强制引导全球资本回流美国。这些措施当然严重违背美国天天挂在嘴边的“市场”和“人权”信条，但美国决策层绝不会有丝毫的心理负担。

　　当然，事态的发展证明了美国也无法完全驾驭虚拟经济远大于实体经济时代的金融危机，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处境也证明了它也难以完全驾驭同中小国家的战争，美国上述“反危机”措施引发的美元贬值恶性通胀及地区混乱将可能导致美国和全球政治经济局面的全面失控。

　　西方已挑起“模式之争”

　　任文：再来谈谈您提出的第二个课题：“模式之争”。

　　彭晓光：其实，所谓“模式之争”是美国和西方强加给中国的。中国不像美国那样搞模式输出，我们提出“中国模式”的确立，主要是为了说明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提到要摆脱“新蒙昧主义”，并不是全面排斥美国模式，而是抛弃对美国模式的盲目迷信，以更理性的态度去借鉴美国模式有价值的部分。

　　但是，美国和西方已经挑起了一场“模式之争”。末代港督彭定康提出了“中国对西方的最大威胁，是传扬着人们不需要民主也可以致富的概念”(当然，说不符合自己标准的政治制度就是不民主是西方政客最热衷的陈辞滥调)，美国《外交》双月刊等主流媒体也都刊登了关于“中国模式”对美国西方模式构成挑战、中国经济规模在可预见的将来超过美国的系列文章。

　　中国走出危机后将很快在经济规模上超过日本，将以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独立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军事大国、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样一个整体概念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届时“模式之争”将会大大升级，这涉及到非常现实的国际战略博弈，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中国将依然坚持“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理念，但中国学术界再简单重复“不挑战现存国际秩序”虽然必要，却远远不够了。至于迷信“英语民族霸权天命论”，以“夹起尾巴做人”的鸵鸟心态回避现实，则既不符合“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也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请注意：小布什当选的2000年中国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10%，8年后奥巴马当选时已接近美国的30% 。简单强调中美经济关系的紧密、双赢是低估了美国对自己世界地位的极端敏感性：上世纪八十年代日美的经济关系也十分紧密，日本也为美国提供了巨额资本，但仅仅因为日本依托了依然还是资本主义的独特日本模式在经济规模上接近了美国，对这个政治—军事上都被自己牢牢控制的盟友，美国也必欲通过金融战给予沉重打击而后快。

　　任文：那么，中国应该如何正视和应对这场模式之争？

　　彭晓光：我个人认为，核心问题就是两个字——信心。

　　信心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国家民族、对中国人民以及对“中国模式”要有充分的信心；二是在正视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同时，充分认清美国世界霸权战略和国内社会的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弱点，彻底摆脱对美国的仰视；三是对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追求公正理性与和平发展的强大民意要有充分的信心。

　　坚决避免重蹈苏日覆辙

　　任文：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赋予国民充分的民族自信心？

　　彭晓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中国革命、工业化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把一个积贫积弱、几次面对亡国绝境的半殖民地旧中国建设成了经济位居世界前列的独立强大的新中国，这是我们最大的的民族自信源泉，也是捍卫“中国模式”最强大的社会心理基础。

　　捍卫“中国模式”，尤其需要充分汲取上世纪八十年代苏联和日本的惨痛教训，防止“新蒙昧主义”死灰复燃。

　　苏联因为丧失了民族自信心，轻易抛弃了使自己成为超级大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盲目仿效美国西方而最终走向解体，日本则是在美国压力下轻率放弃了使自己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产业—金融协调模式，改宗美国金融模式而导致泡沫经济快速生产和破灭。苏联—俄罗斯和日本成了冷战后相对地位下降最大的两个大国，而当时同样受到美国巨大压力的西德，因为坚持了自己独特的“莱茵模式”，局面要比日本好得多。

　　苏联和日本的失败是美国推行“新蒙昧主义”的两个最大战果，美国今后也不会放弃利用这个武器对付中国。中国目前在资源和产业技术水平方面还无法同当时苏、日相比，放弃“中国模式”，将造成远比他们严重的多的政治经济社会后果，对此我们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放松警惕。

　　一段时期以来，中国总有极少数“新蒙昧主义”信徒，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歪曲为美国西方模式的“过渡阶段”，割裂改革开放同建国初期工业化的关系，进而全盘否定中国革命直至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历史(诱使其他民族产生民族自卑自虐乃至民族虚无主义，形成扭曲的新蒙昧主义“融入诉求”，即按美国设定的标准融入所谓“国际主流文明”，也是美国宣传心理战的主要手法。)对这类腐蚀民族精神和自信的言行，我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当然，出乎这些人意料的是，他们过分拙劣的表演成了强化广大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最好的“反面教材”，他们也成了美国在中国推动“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屡战屡败的“有功之臣”。

　　对广大中国人民的信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成功的主要秘诀之一就是始终把“群众路线”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首先不是学者们论述出来的，而是亿万普通的劳动者实践出来的。个别迷信美国模式的人以“精英”姿态把广大民众的民意视为“民粹主义”、“反智主义”，但对美国社会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美国任何公众人物以这样的“精英”口吻面对广大民众都意味着是其公众形象的终结。

　　中国学术思想界需要与国际同行们密切交流，但更需要汲取广大人民的智慧。现在连中央最高领导层都高度关注网络民意，连美国西方传媒都被迫承认他们在中国碰上了强大而出乎意料的对手——年轻的中国网民(中国网络民意对美国西方的话语霸权构成了必要而合理的平衡)，连奥巴马的胜选都被广泛视为是网络民意力量的胜利，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就更没有理由放弃这样一个巨大的信心与智慧宝库。

　　此外，对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追求公正理性与和平发展的强大民意要有充分的信心，这对美国肆无忌惮的霸权行径构成了极大的制约，历史的经验也多次证明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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