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一代就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长期的辩论，这一辩论贯穿了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改革开放并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运动，它在五十年代以来中共内部的路线争论中已经有了长期酝酿和部分实践。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基础，邓小平等建国一代开始进行路线调整的时候，能够凝聚多数民众的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内理论辩论、政策争论和政策实验是执政党能够根据时势变化及时调整的极为重要的基础。在改革开放的内在转型过程中，围绕发展模式的社会辩论同样为政策调整提供了必要的刺激和群众基础，也不断将问题引回建国一代的基本问题——我们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建国一代在革命建国的过程中，从最根本的层面思考过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政党与人民的关系。共和国是在全面充分动员社会基层民众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执政党当年之所以能够全面动员基层，完成全球罕见的基层组织化，基本条件在于，通过“为人民服务”和确立社会平等，建构了一种新型的政党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国民党当年也曾想进行基层动员和组织化，但失败了，根本原因就在于无法塑造一种平等的关系。这种政党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至今仍然是执政党合法性的基础所在。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会上指出，“我们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对建国一代基本问题意识的重温。

　　在理论辩论、主权独立、人民国家之外，建国一代的基本问题意识还有很多方面值得重新打开。重新思考建国一代的基本问题，不是也不可能回到原点，而是要重新获得建国一代的基本问题视野，在新的条件下寻求回应之道。对于共和国的代际承续而言，保持创新变革的活力，事实上就是要不断回到建国一代的基本问题，在新的条件下进行党内理论辩论和社会辩论。如果基本问题逐渐消失淡忘，将意味着理论辩论的消失，意味着社会领域的消失，也就意味着变革活力的消失，这当然是未来改革开放需要极力避免的前景。

　　这是我们的祖国，这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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