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张翔

　　站在2008年和2009年的交叉点上眺望未来，我们将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进入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来的历史，从中汲取洞见未来和想象未来的力量。中国人以三十年为一世，六十年为一甲子。对于共和国的公民而言，从2008到2009的时间段既是新的一世的开始，也是新的甲子的开始；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经验，开始下一个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征程，事实上也就是共和国下一个甲子序幕的开启。

　　中国古训强调鉴往知来，包含的是一种辨证施治的智慧：我们对于未来的洞见能力和想象能力，决定于我们对历史的理解能力；而中国人之所以总是习惯于放眼长远，为未来而筹划，则来自深厚的历史教养。众所周知，中国人对历史有特别的兴趣，但人们不太注意的是，中国人为长远而打算的习惯同样非常特别。着眼长远善于筹划和懂历史有经验，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每到重大历史时刻，中国领导人都有做长期展望的习惯，这种展望突破任期制的局限，延展至未来二十年、三十年或者五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此，胡锦涛总书记几天前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的发言同样如此，他说，“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或许对这种展望已经习以为常，但在习惯于为四五年任期而盘算的外人看来，这却是一种难得的战略思维习惯。美国著名战略家、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曾经感叹，当年跟毛泽东见面，谈的都是未来三十年、未来五十年的世界，他在美国是知音恨少。毛泽东对于展望未来的热情，却是来自中国历史传统的普遍习惯，这种习惯已经渗透到各级地方治理和普通百姓的生活打算。前瞻未来并不等于空洞的夸夸其谈。洞知未来的远见，依凭的不是抽象的想象力，而是对历史经验的琢磨和熟知，对时势因果的敏感和把握。所谓鉴往知来，不仅仅是对历史规律和历史经验的抽象理解，而且是对那些将来后果的现在前因，对那些早已发生的未来的提前察觉。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历史特别是刚刚经过的历史，我们要有一种知识上的真诚。如果我们只是把历史当作可以随心所欲打扮的小姑娘，那么历史马上会报复自欺欺人的我们，让我们在未来陷入迷途，走向困顿。认真对待历史，不是拘泥过去的悲情咀嚼，而是走向未来的迫切需要。

　　我们要想更有力量应对未来三十年的不确定性，就有必要回到此前三十年，去观察那些引向未来的草蛇灰线。其中的一个要点是，观察那些即将在未来三十年前半程逐渐担纲的一代公民，在此前三十年里都经历了什么，受过什么样的教育，经过什么样的磨练，对自己所经历的三十年历史究竟有怎样的自我意识。

　　此前的三十年，是低开高走的三十年。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人们关心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将被开除“球籍”，热心的是如何批判中国和中国人的“劣根性”；而在改革开放进展到第三十年的时候，人们关心的问题是中国道路的全球价值，关注的是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带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和低迷的泥潭。

　　此前的三十年，是从第一次思想解放走向第二次思想解放的三十年。第一次思想解放肇端于“文革”结束，人们从简单地全盘否定西方转而大规模学习西方，对中国和中国古今传统的自信逐渐动摇；第二次思想解放发生在人们对西方真实的了解越来越多之后，人们开始摆脱对西方模式的迷信，开始在新的水平上重新理解中国古今传统，重新确立对中国及其道路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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