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产于民才能还富于民(3)

　　政府可能花相当的钱在固定资产投资上。这就带出另外一个同样严重而时常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国家办企业、搞经济必然偏重工业、轻视服务业。换句话说，所有制形式对产业结构有重要的决定作用，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会侧重高消耗型的重化工业，而以私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中服务业会更强。其原因包括几方面。第一，国有企业往往不是以利润为目标，因此对市场的敏感度低，而私有企业为赚钱而必然很在乎市场的需求和需要，所以，前者受自上而下的行政意图影响较多，后者主要受市场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1960年代、70年代，苏联和美国都在快速发展经济、发展高科技，但到后来发现，苏联的高科技都用于工业和国防，基本没有用于民生领域，更没有用于服务业，可是美国的高科技远远更侧重与民生相关的行业，服务业也最发达。中国国有经济的经历跟当年的苏联类似，在计划经济鼎盛时期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也只有工业、没有第三产业，到今天，中国的产业结构还是重工业、轻服务业。第二，跟服务业相比，工业项目既可看得见，又往往规模宏大，是典型的形象工程，有利于政绩评估。由于国有企业和政府主管单位看重的更多是政绩而非经济利益，工业的有形特征当然正中下怀。第三，工业制造技术已充分成熟、极易复制，并且工业生产流程比较“死板”，不需要太多创意，所以，相对而言，不管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基本都能从事工业项目，工业项目远比服务业更适合于官僚化管理。可是，服务业更需要对客户、对市场需求有高度敏感力，需要更高的应变能力，这是一般国有企业所欠缺的。

　　从生产方的角度看，国企和民企有上述差别。从消费需求方的角度讲，差别同样很大。也就是说，如果资产财富由政府掌握、经济收入通过税收和国企也转移到政府部门手里，由政府和国企来消费，那么，他们的消费模式、消费行为会带动一些行业，促成今天我们熟悉的产业结构；而如果把国有资产、土地都“还产于民”，交给老百姓自己去消费、去再投资，那么，民间的消费自然会更贴近生活，更能刺激与民生有关的服务业的发展，由此演变出来的产业结构当然会更偏向第三产业。

　　所以，一个国家里同样的起点资源，是由政府作为所有者和消费者，还是由老百姓作为所有者和消费者，这两种安排会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两种不同的产业结构。国有经济支持的是一种产业结构，私有经济支持的是另一种产业结构。谁可以决定钱怎么花，最终决定该经济的产业结构。实际上，过去30年改革的成就已经验证了这一点，只是中国经济的国有成分还是太高，而且已经在快速回升。

　　国有经济妨碍法治发展

　　国有经济分量越重，对法治发展的威胁就越大。比如，根据对几十个国家做的研究，我发现，一个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它的法治水平就越差。为什么会是这样？民营企业界的人对这一点可能有很强的感受，因为任何行业只要有国有企业介入，那个行业就难有平等竞争，也就难有法治。道理很简单，国有企业后面的股东是国家，国家是惟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可以随意修改法律法规、可以根据其意愿解释法律和各种政策的机构。所以，有这样一个掌握绝对特权的股东在背后，国有企业只要进入任何行业，那个行业的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就没法平等竞争了，即使有法律纠纷，法官跟国企是一边的，同属国家机构，法官就难以平等对待民企。更何况国资委还直接跟法院打招呼，要他们注意保护国有资产。有了这种特权企业在经济中、在社会中行为，法治就得让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