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到底是哪些人看病最不难最不贵

　　曹林

　　从“红包有理论”到“医生弱势论”，看惯了医生群体为自身利益辩护的新闻，可辩护归辩护，但大多都承认了这样一个基本现实：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确实让国人不堪重负，中国人看病确实偏贵——可如今竟有人连这都不承认了，广州市政协委员、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走遍全世界，中国看病最不贵”。他认为看病贵感觉主要源于价值观问题，看个感冒花100多元钱就觉得贵，是对生命和医疗技术的不尊重。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喝次茶花上百、换个汽车零件要几千却没人觉得贵。(《新快报》2月19日)

　　拿“看病”类比“换汽车零件”，将“修”人与修汽车比，这个比较确实很新奇，但却非常蹩脚，纯粹是一种偷换概念的诡辩。一方面，两者并没有多大的可比性。也学着曾委员做个类比，农民“修”地球日晒雨淋那么辛苦，一年才几百上千元收入，怎么不与农民比呢？航天器修一次需要耗费成百上千万元，又怎么比得了？这世上很多价值是不可通约、无法比较的。另一方面，确实有很多人喝茶花上百、换汽车零件要几千不嫌贵，可那很大程度上是少数人的消费，而生病却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与那些奢侈品不一样，医疗是一种生活必需品，生重病了不看病就会失去生命。既然是必需品，人们对价格的感觉当然会非常敏感，所以政府必须尽可能维持这些公共必需品的低价，尽可能让每个人都消费得起。

　　评价一个国家民众的医疗负担重不重，看病贵不贵，不应漫无边际、胡搅蛮缠地拿修人与修车比，而应该拿医疗消费的增长与工资增长比，拿平均门诊费用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比，看人均医疗支出占人均收入的比例，这才是理性的参照物，也是国际通用的比较框架。实际上，中国当下“看病难看病贵”的公共认知和社会感觉，并不是想当然的感觉和观念问题，而正是源于公众对这些客观数据的理性比较。保全性命和重视健康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需求，这方面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差，但生命最珍贵，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忽视治病的成本和代价。

　　曾其毅说，看个感冒花一百多元钱就觉得贵是对生命和医疗技术的不尊重——这显然也属奇谈怪论，怎么能以花钱多少来评判尊重与否？生命是无价的，医疗技术的最高尊荣正体现在治病救人上，医者放弃了对这种职业尊荣的追求，以金钱度量技艺尊严，见钱才动手术刀，这才是对生命和医疗技术最大的不尊重。请问，患者看个感冒愿花多少钱，才显得尊重自己的生命和医生的技术？正像虚荣的女人喜欢以丈夫所送钻戒的大小，来衡量爱的程度一样，这是一种变相的绑架。

　　曾其毅还提到，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这也是在故意混淆概念。中国医院的门诊确实不算高，但门诊费只占人们医疗支出的很少一部分，医院并非靠门诊赚钱，而更多是靠开大处方、过度检查和卖药赚钱，公众常说的“看病贵”正在于此。请问，如今有几家医院和几个医生是靠那7元的诊金赢利？而且，曾其毅只比较了中外的门诊差距，而没有比较中国人与外国人巨大的收入差距，也没比较国内巨大的收入差距。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了曾其毅委员的身份——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一个既有医疗体制的受益者，站在本群体利益立场上自然不会嫌看病贵，越贵对自己越有利。而且曾副局长以其领导身份，看病肯定是用不着自己花钱的，一个看病从不掏自己腰包的人，当然不会切身感觉到中国的看病贵。又想起卫生部某高官曾经披露过的一个数据：我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许多地方局级以上领导干部，都持有三级医院的干部医疗卡，不但打针吃药，连住院吃饭都用不着自己掏钱，每年还可以享受携带家属的“疗养”，有专门的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和度假村。享用着这么多的医疗费用，享受着这么周到的医疗服务，当然感觉“看病最不难最不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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