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警惕部门私利主宰合法性判断

　　冰点时评

　　曹林

　　没想到九江大桥撞出个出人意料的大秘密——这座1988年建成通车的大桥，投资早就收回，如今收费完全是“干赚”。在许多路桥超期收费牟取暴利的语境下，这个秘密激起舆论对九江大桥收费合法性的质疑——该省交通厅8日表示，九江大桥作为经营性项目收费，完全符合当时的政策规定，也不违反现行的规定(《新快报》9月9日)。与这条消息相映成趣的一条新闻是，一市民在杭州开车时，碰上路人搭车收了6元“油钱”，没想到竟因此被城管罚两万元，理由是涉嫌非法营运。(《中国青年报》9月8日)

　　广东省交通厅引这条法律、据那个文件来证明大桥收费的合法，杭州市城管部门也引那条法律、据这个条例来证明收费拼车的非法，一个个法规条文规章条例看得人眼花缭乱。引法据规，以法条为依据判断一种行为的合法性，这似乎是公权力尊重法治、依法行政的表现。但我总以为，主宰路桥收费和拼车收费两件事的其实不是法律，而是政府的部门利益：只要其中有私利，再不公平、再不合常理、再伤害公益、再违反法规，政府也能竭力为其找到法律依据；反之，惠及再多的百姓、再合乎情理、再有法理和公益支撑，也会被相关部门挑出“非法”的刺儿来，贴上“整治”的标签。

　　可见，实质上合不合法不要紧，真正主宰合法性判断的，是“政府能否从中获利”。

　　路桥收费就是如此。许多超期收费的公路并非企业经营，而正是政府在“收费还贷”的名义下收买路钱，成为政府取之不竭的“小金库”。即使是“经营性路桥”，也与政府部门或官员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纠缠，即使收费伤害公益、违反法规，政府也会竭力为其进行合法性辩护。

　　而收费拼车则相反。政府能从出租车管理模式中获得相当多的利益，但却无法从私人“拼车”中受益。在这种民间自发的合作中，司机能获益，拼车人能获益，公共交通能获益，增加了社会总福利，可它偏偏被界定为“非法”了。

　　不仅收费拼车如此，小产权房，民间应对高房价的合作建房等，都因为政府无法从中受益(地价收入、配套费、契税等房地产收入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而遭遇警告乃至封杀。再比如打工子弟学校，虽然解决了许多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问题，却因为不合要求(当然也包括税费要求)，而被贴上非法标签。以至某地教育部门查封当地一所“缺乏办学手续”的打工子弟学校时，许多艰难求学的农民工子女也曾无奈地问：我上得起的学校，为啥都是“非法”的？

　　是啊，从收费拼车到小产权房，再到打工子弟学校，为何人们消费得起的东西都“非法”呢？这个问题换个问法是：许多合法的东西，公众为什么都消费不起？比如，名正言顺的大产权房，软硬件合乎标准的名校。法律依据是用来保障民权，还是用作向民众收保护费的借口？

　　从事实看，收费拼车、小产权房等确实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但法律不是僵化的，既然拼车、小产权房是民间在解决交通和住房问题上的一种自助创新，公众追捧表明了这种创新的内在合理性，从效果上看，也确实增加了各方利益，法律就应该适时改进，促进这种创新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这种情况下，要做的是调整和修改法律来适应民间新事物，而不是刻舟求剑地给新事物贴非法标签。问题在于，很多时候，主宰合法性判断的并非法律而是权力和利益，法律不过是部门利益随便揉的面团。

　　不错，为力挺九江大桥收费，该省交通厅拿出了许多法律条文和规章条例，似乎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可在“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下，许多法律和行政规章早就打上了浓厚的部门利益色彩，不少法律根本就是“能从收费中获益的人”制定的，收费怎么会没有“法律依据”呢？同样的道理，许多城市的《公共客运管理条例》，本身就是部门利益的产物，以此来衡量“拼车”，能不“违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