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携世界文明走向未来(2)

　　地方政治中不时涌现出有创新意识的政治家，向社会显示他们的魄力和智慧。2004年，江西省的官员在当地推动村落社区的志愿者活动，云南的官员在一个县域范围里搞党政领导直选，河北的一位县委书记在村级村民代表会议上搞制度创新试验，湖南等省正在加紧村级组织的“党政合一”试验……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所有这些并不都是在中央指示下发生的。此外，中国民间组织的力量也在迅速成长壮大。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国家在农村社会领域财力投入的不断增加，我国农村社会结构也正在悄然发生深刻变化。首先，在取消农业税的同时采取多种“反哺”农村的措施，使农村干部的社会角色在农民心里有了一定转变，干群关系的改善有了新的基础；其次，国家在农村投入的增加使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的均等化有了良好开端，农民开始享受到初步的国家公共服务，由此开始确立农民平等的公民地位；第三，农村社会的开放还导致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大大突破了村庄范围，农村由“熟人社会”渐渐转向市场化的“陌生人社会”，由此产生了对民主法治的强烈需求，从而要求政府服务方式的转变变得更为迫切；第四，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深入贯彻，农民的组织程度不断提高，为农村社会的稳定奠定了重要制度基础；最后，农业生产力的迅速进步使农民在更深的程度上卷入了市场化过程，农村社会的开放度大大增加，农民的思想观念有了积极变化，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大大提高。

　　当然，对旧秩序冲击的力量最大莫过于中国加入WTO。中国开始受到了国际规则的管辖，就像欧洲国家受到欧盟约束一般。要说中国社会走向多元化，莫过于这个变化。

　　这些变化的结果表明，多元化发展不会让中国人的天塌下来。相反，只有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才能创造出和谐社会的基础。

　　社会的分化同时加强了社会利益团体之间的依赖关系，意味着社会的组织程度的提高。组织程度的提高则会增强社会和谐的可能性。一方面，因为社会组织程度的提高，组织间的信息传播成本会大大降低，并引起组织间的谈判对话成本的降低，使组织间的冲突更容易得到调节，对立容易达成妥协。在这个条件下，国家权威更容易中立，而国家权威越是中立，越容易在利益冲突中发挥调节作用，社会也越容易和谐。另一方面，社会群体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以后，社会更容易产生立场温和的领袖，使全社会形成容易对话、妥协的氛围。

　　如何使改革的风险最小化？

　　我们的改革成功是初步的，但所有未来的改革都更需要有精心的安排，以化解改革的潜在风险。

　　支撑市场经济有效运转的首先是要素市场的自由竞争，按这个要求我们的市场经济还远不够自由。资本市场由少数国有部门垄断控制的格局尚未打破，资本流动的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土地所有权制度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低效率的制度，土地产权市场不存在，而土地使用权价格被严重扭曲，不能反映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导致我国土地资源浪费惊人；劳动力市场也被户籍制度所分割，以致我国宏观经济平衡受制于微观经济缺陷，大大降低了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建立更自由的市场经济，必须从要素市场的更加自由化入手。

　　在社会结构发生明显转变的时期，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国家政策调整在某些方面的滞后，农村社会领域仍存在一些矛盾冲突，一些问题还相当突出。首先，农村土地制度还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土地流转和土地征用中发生的利益摩擦在一些地方还相当严重，对建设农村和谐社会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其次，农民收入水平在总体上仍大大低于城市水平，农村社会还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来满足自身对公共品的需求，致使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仍然明显落后于城市。第三，在城市化速度加快的背景下，一些村庄还明显地走向衰落，这不仅影响农村社会的活力，也给农村社会的治理方式改革提出了挑战。这些新问题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