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携世界文明走向未来

　　党国英

　　美国《新闻周刊》2008年首期的封面文章是谈论中国的文章，其标题是“一个威猛而又易垮的超级大国的崛起”。这篇文章引述了劳伦斯·萨莫斯(LawrenceSummers)的分析说，在2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时期，一个欧洲人一生的生活水平上升了50%，而当今一个中国人一生的生活水平会上升10000%！毫无疑问，这里关于差距的描述也许不是十分准确，但作者并无夸大之心，更没有妖魔化中国之心。当今中国和那时的西欧相比，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处在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型时期，而中国因为承接了更多的近代文明成果，奔跑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当年的欧洲人。然而，中国转型的终点并没有到来，我们能否真正跑赢200年前的欧洲人，也许还要一个30年再做分辨。但从以往走过的路看，我们完全有可能走好未来30年乃至更长的路。为保持清醒的头脑，需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我们究竟承接了世界文明什么样的普世价值，使我们能够通过改良而不是“革命”，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和平崛起”？经过30年的改革，我们的社会究竟有了什么样最重要的变化，以至这种变化成为我们继续前行的积极条件？在这条路上，我们还要解决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我们承接了什么样的普世价值？

　　人类的普世价值并不是抽象的浪漫主义幻想，而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具体的行动准则。自由、公正、民主与和谐，这样一些制度范畴不仅是人类获取自尊、独立和富裕的手段，同时也是人类精神福利的组成部分。人类普世价值在实践上主要是两个互相渗透的制度体系，一个是自由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当代中国政治家所概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改革的目标指向实际上是这两个制度的复合体。之于市场经济，我们不仅接受了世界通行的自由贸易规则，还成了影响世界市场的贸易大国；之于社会主义，我们将赋予其灵魂的民主政治理念。以远低于西方成本来学习并适应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既是人类文明扩张带给我们的运气，更是历史的必然。

　　30年里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最重要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社会发生了数不清的变化，但最值得称道的是我们的社会正日益走向多元化。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对经济活动实行集中控制，严格地说，曾经的“命令经济系统”也并不是计划经济。但是，这是一个没有市场的经济体，利益的多元分化受到严格限制。社会也有冲突，但“公”总是对的，“私”总是错的。这个时期，社会看起来是“和谐”的，但这是一种高度紧张下的控制与服从的统一，并不是真正的和谐。这种社会控制方式也必然产生效率的损失。

　　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是中国当代社会迈向多元化的起步时期，经济领域里的突出标志是国家放松了对农村和农民的控制。食品供应迅速增加，工业品日渐丰富，社会有了活力。多元化的另一个标志是大学教育开始吸收和传播新思想，新一代大学生给正在扩张的媒体服务业、法律服务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工作人员，而这些行业的工作人员最容易保持独立意识。

　　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多元化进程大大加速。

　　最能表现社会生活多元化的特征是社会就业结构的变化。1990年到2002年，在国家部门和国有企业就业的劳动者减少了31%，而同期城镇就业人口增加了45%。近几年，这个过程还在继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对效率的强调：它冲击了分配关系，同时也冲击了人们脑袋里的秩序。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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