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失衡及中国面临的挑战(2)

　　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记者：在全球经济失衡总格局中，中国属于储蓄大于投资，因而对外贸易长期顺差、相应外汇储备规模不断增加的一方。处在这种地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李扬：总体供大于求且结构严重失衡是我国宏观调控面临的第一个挑战。1990年至今，除了1993年外，储蓄大于投资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换言之，尽管此间我国的投资率已经高到令人不安的程度，它依然没有高到能够将国内储蓄完全吸收掉的程度。此时，必须引进一个外部的需求(净出口)，方能弥合国内投资缺口并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由于储蓄大于投资等价于总供应大于总需求，所以，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之高始终令人难以释怀，但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的物价水平并未形成持续的上涨趋势。具体而言，在这10余年中，中国只是在投资率高于储蓄率的1993年前后真正出现过物价上涨的压力，其余年份的物价则始终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论及中国的物价形势，我们必须注意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事实，这就是，由于中国经济结构严重不平衡，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等多种因素同时并存并交织影响，我国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商品和劳务的供求态势是不尽相同的，因此，不同的领域、部门、地区的物价走势可能不尽相同；在一个时期中，物价走势的三种状态，即物价上涨、物价下跌和物价止涨可能同时存在，而且，物价变化的差异并不能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顺畅传导从而形成全国一致的趋势。换言之，由于中国正处在“新兴”加“转轨”的过程之中，我们很难简单地用通货膨胀、

通货紧缩这样一些适用于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概念来刻画中国的物价走势和经济形势。

　　货币政策调控的空间受到限制是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二个挑战。鉴于中国越来越深地卷入全球经济体系，且中国同美国的贸易和资金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包括金融系统的运行，越来越多地受到美国经济、美国金融运行和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基于这种联系和这种认识，有些研究者可能做出一些简单化的推论。例如，近一两年来，由于美国持续不断地提高其国内利率水平，国内就有研究者宣称，中国也已“进入加息周期”。于是，伴随着每一次美联储加息，国内就会出现一轮关于人民币利率的讨论。这种认识固然看到了中美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但是却看漏了中美经济之间在基本面上存在的重大差异。这种差异就是：在美国那里，存在的是持续扩大的储蓄缺口以及相应的物价上涨压力；而在中国，储蓄大于投资已经持续多年，相应地，中国物价水平的长期趋势是平稳或下滑的。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认为中国的利率水平将随美国的调整步调而亦步亦趋，显然失去了全面性。如前所述，当前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与中国相应的利率之差始终没有小于3%，而且有进一步扩大之势。这种利率走势的差异，明白无误地揭示了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面对于诸如物价和利率之类“价格”变量的决定作用。

　　市场利率的走势给予我们的提示是：在储蓄大于投资的总格局依然保持的条件下，中国即便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也离之不远了。换言之，在未来的一些年份中，作为总体政策的货币政策，其发挥作用的余地将受到一定限制。

　　上述分析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到

汇率领域。如果承认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存在着完全相反的储蓄投资缺口，并导致利率走势背道而驰，中美之间的资本流动格局便会受到强烈影响。统计显示，尽管中国引进外资的规模十分巨大，但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除了少数年份，中国实际上是向外输出资本的。这种状况，势将因美国的利率水平大大高于中国的利率水平而得到保持。这样，如果考虑利率对于中美汇率的影响，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将大打折扣。

　　必须维持一个较高水平的投资是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第三个挑战。储蓄率和投资率长期高悬，同时就意味着我国的消费率较低。因此，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提高国内消费率就一直是我国宏观调控的立足点之一。但是，几年来的实践一次又一次证实，尽管我们在提高消费率方面可以说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收效甚微——2005年，我国消费率已经下降到50%；即便根据增加了的GDP重新计算，我国的消费率依然达不到60%。

　　这样，在需求构成的三大要素之中，国内消费率一时间难以提高，出口看起来将受到各种各样贸易摩擦的约束，不能指望有大的增长，于是，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我们最终恐怕还得依靠投资。于是，稳定地保持相当水平的投资，可能还是我们在一个较长时期中不得不作出的政策选择。

　　但是，在认识到稳定投资对于稳定经济运行之重要性的同时，我们必须对投资的方式、投资的领域、特别是支持投资的金融机制，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并采取确实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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