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缺失成不争事实 中国第三轮改革即将到来

　　公平是理解既往改革得失的关键，亦见于决策层的最新思路中。仅明确改革目标是不够的，正确的目标必须与合理的程序相结合，才能最大限度避免改革被扭曲。这一理念目前已有渐成共识之势，它暗示了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即将到来

　　文/本刊记者 欧国峰

　　2005年是具有吊诡意味的一年。这一年以年初的“深化改革年”提法为始，却被年底的舆论命为“反思改革年”。这一年，不仅医疗体制、教育体制、商品房价格、电力体制诸领域的改革遭到了空前的舆论抨击，作为一个总体的“改革”，其推进路径、动力源乃至价值取向是否存在问题，是否有改进的余地甚至“纠偏”的必要，都成了传媒和知识界的讨论热点。

　　中央决策者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动向。这年年底，相继召开的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显示了颇多新意，“

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被提升到空前高度。与此同时，着眼于国家长远发展、修复社会公平的新政策意图初显。种种迹象，给处于剧烈变革社会的国民带来丰富期许。

　　2006年，会不会成为一场崭新大叙事的开局？中国改革将走向何方？尽管决定历史进程的偶然性因素颇多，但观察现状和对经验的梳理，至少能带给我们把握未来的更多确信。

　　新一轮改革？

　　同样一个名词，在不同时期的内涵却可能有很大差异，“改革”也不例外。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改革延续至今，从起因、动力到外延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种种迹象显示，当前可能正处在“第三轮”改革启动的前夜。

　　一般认为，中国第一轮改革始于1978年、结束于1989年；第二轮改革则始于1992年春天并持续至今。在两次改革之间是大约三年的停滞期。第一轮改革，肇始于社会基层，从农村发起，随后得到决策层的呼应和支持，从而形成了“双向互动”的改革景观；第二轮改革启动的标志性事件，是邓小平南巡谈话，随后得到政经界和学界精英人士的响应，并由官方所强力推动。

　　在上述不同之外，第二轮改革依然遵循“摸着石头过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等准则；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影响、且其地位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强化。

　　迄今为止的改革的最显性成效，就是GDP快速增长。据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2004年经修正的GDP总量已超过

意大利、排在全球第六位。更有预测称，2005年会超过英国、法国排到第四位。消息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但2005年从各种渠道所得国内居民的评议中，似乎很难找到由此增加的自信。GDP数字与国民幸福感相脱节，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既往改革所依赖的经济增长方式，业已遭受广泛质疑。对当前

中国经济增长的评价，典型的说法出自世界银行：“亚洲取得了卓越的经济增长率，却没有与之相当的生产率增长。它的增长是资源投入的结果，而不是效率提升。”这种说法，与国内对于经济粗放型经济的批评相吻合，并公认是违背中国资源贫乏的基本国情，不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

　　此外，与既往改革伴生的是经济和社会的失衡加剧，这突出表现在GDP增长与就业增加的不同步，以及阶层和区域财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早就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有专家研究，1980年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GDP总量中的比重从50%增加到59%、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相应下降；而用建立在健康长寿、教育获得、生活水平基础上的“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更惊人——数字最高的上海达到0.89793、最低的西藏仅有0.59211，两者相差30%！贫富分化方面，世界银行的报告称：中国从1979年至2003年，经历了两个收入差距扩大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85年至1993年，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1上升到1993年的0.42，成为世界上基尼系数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第二个时期是1997年到2000年。这个数字现已逼近0.47。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和社会失衡导致的社会风险加剧，已使改革到了必须“升级”的地步。2005年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决策层也已开始为此努力。当年初召开的“两会”上，政府对区域战略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用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加快发展等“四大板块”取代原来的“三个中心”。局部发展优先换位于全局均衡发展的思路初显。当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出更多信息，舆论普遍注意到了从“先富”到“共富”、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和谐社会”的悄然转变。2006年1月1日，全国范围内的农业税被取消，更被视为落实新思路的一个重大步骤。

　　但与前两轮改革都有所不同的是，已有越来越多事实表明：改革的共识和动力有消退之势，2005年的舆论动态显示，“改革”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式概念所长期拥有的光环正在消退，而这在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谁可能反对改革？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财经》杂志2006年年会上提出的看法是：“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利益集团无疑包括曾主张改革的精英人士，贫困群体已被边缘化且承受着既往改革的成本。

　　改革仅有美好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失去这两股主要力量的支持，改革将如何得以继续前行？

　　“回归”公平

　　要找到问题的答案，首先需要分析动力消退的深层原因——弱势群体利益受损如何形成？利益集团阻挠改革出于什么考虑？这两方面的追问，都可从既往改革(主要是第二轮改革)的公平缺失中找到交集。进一步探究，则涉及到政府在改革中的定位与行为方式。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秦晖教授指出，与人们一般印象不同，决定中国以往各项改革成败的，并非效率的得失，而是对公平的把握——公平把握得好则改革成功，公平把握不好则改革遇阻甚至走向失败。他分析说，改革的前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靠农村改革，农村改革的成功因素有二：一是改革前农村体制特别不公平(既相对城市体制，也相对苏东农业体制而言)；二是改革过程较好地体现了公共选择、起点平等。他说，如果中国农民像国有企业或苏联农民那样被国家(通过集体农庄)管起来但也包下来了，或者像波兰农民那样国家不管却也包下来，中国农民就不会有那种被逼出来的改革冲动；同样，如果农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为起点，而是一开始就把公社改成社长的私人庄园，那农民不反“改革”才怪呢。然而，在后续的改革中因忽视了公平原则而付出不菲代价的教训也很多——以住房改革为例，有些地方按“补房不补人”的原则搞“谁占谁有”式的房改，占房越多得利越大，未分到房或分房不足者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从而造成一部分人借房改侵吞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积累，并要把后者抛向已价格奇高的“商品房市场”，如此房改自然会遭遇巨大阻力。

　　令人遗憾的是，农村改革以后的多项改革在公平方面的缺失越来越严重，而这与政府在改革过程中的定位和行为方式密切相关。中国的改革目标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晰的，直到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才“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政府则在此后长期扮演了“市场助生婆”的角色，其中地方政府和各政府职能部门成为推进改革的主体。这种做法，尽管可获明显收益，但越到后期越显出其负面效果。“权力市场化”，是学界对于“市场意识”被过度渗透到公共领域、而“有形之手”又频繁深入到市场中的概括；在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市场”可能成为实现权钱交易的场所，腐败由此产生。正是在此过程中，政府内部以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形式、“市场”上主要以垄断和官商勾结形式存在的利益集团逐渐形成，另有一些学界精英为其“正名”、“呐喊”，这样原本就在“效率优先”旗号下已有所倾斜的利益输送渠道更加偏向。

　　另一端，以普通劳动者为主体的群体，尽管人数众多，却因缺乏必要的表达机制，难以维护自身利益——在以GDP增长为表现形式的增量改革中得不到公平回报(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援引一份珠江三角洲地区务工者收入的调查资料时感慨，该地区民工的月均工资“只够一天吃四碗炸酱面”)，在存量改革中甚至直接被剥夺，时下的流行语“房改是把口袋掏空，教改是把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送终”，虽然不乏夸张和偏激，但在某个意义上也是对既往改革中普通劳动者利益受损之状的鲜活写照。

　　政府权力主导下的改革，何以青睐精英、而忽视弱势群体？除了人性的弱点、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之外，以GDP为导向的发展观和干部考核体系难辞其咎。某种意义上，政经界和学界的精英人士，正是在全力培育“市场”、快速发展GDP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谋”。权力主导下的“市场”忽视公平，与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相去甚远，学界由此产生“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之辨。公平缺失，还表现在政府及公共资源过多投向“市场”，以及将原本不应推向市场的领域“产业化”(典型如教育、医疗)，由此导致社会基本保障体系弱化，全社会的不公平性进一步加剧。

　　公平的缺失，使弱势群体在既往改革中利益受损，本能地抵制进一步改革的态度不难理解。那么，在此过程中获利甚至是暴利的利益集团，为何也不愿意再改？比较统一的看法是，这与当前改革的阶段相关——在经过20余年的高速增长(相应的是基调是增量改革)后，改革已进入更广泛和深入的存量改革阶段、直接指向以垄断和官商勾结形式存在的利益集团。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杨帆进而指出，总量不膨胀意味着利益转移无法隐蔽进行、并要提出财产合法性问题，而通过与权力结盟、非公平所获财产“不可能得到合法性”。

　　僵局中，政府对改革及其公正性的反思和矫正，成为破围的现实契机。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搭建、政府过多介入市场已对社会公平产生明显损害的背景下，政府转型的必要性已经空前凸显——退出市场领域，专注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而就对改革的期待而言，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显然更不满于当前处境、内蕴更强的改革期许，如果能顺从民意从解决公平问题入手，改革将被重新“激活”甚至“升级”并获得持久动力。

　　秦晖总结其对公平的看法是：“以起点平等原则找到最初所有者，以规则公平原则找到最终所有者”；即使不讲起点平等，也不能排斥必要的公共选择过程。针对存量改革在未来的继续扩大和深化，他断言，能否把“起点公平”推广于存量改革领域，是今后改革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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