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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先生在2005年10月21《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不要把弱势者的悲剧全归咎于社会》，批评10月19日《南方都市报》上唐昊先生《生于贫困的人生迫于出卖的年代》一文。一波认为：“在为弱势者代言成为时尚的今天，出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苗头———为弱势者讳：一谈及弱势群体的遭遇与苦难，就全部是社会的不对，制度缺失、监管缺位、公德沦丧、人心冷漠，等等；至于弱势群体本身在素质与道德上的缺陷与不足，不是被淡化，就是被遮蔽。这不是真正的人文关怀！弱势群体除了物质的帮助，更需要人文素质的全面提升，
懂得在寻求外力救济同时，如何通过自我救济与自我坚守，完善自己、强壮自己，从而改变自己。这些，被那些大唱人道赞歌的精英人士们忽视了。”
我不敢苟同一波先生的观点，首先是基于以下几个可以互相印证的事实：
第一是到2004年为止，根据官方统计，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才2936元。其中有40%是实物性收入，还有20%必须用于第二年生产的开支，如果再挤去其中的“政绩水分”，农民真正可支配收入人均每年不到1200元。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应该建立在客观数据的基础上。
第二，清华大学社会学专家李强教授近期发表研究论文指出，通过对60余万人的抽样，中国内地的社会结构是“倒丁字形”，即人口的64.7%处于下层，其余人口阶层呈柱状分布。
第三，也是官方数据，50%以上的城市居民不堪医疗和教育费用的负担。当然更不用说收入只占城市居民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更少且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农民了。
要根治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还得从改革不合理制度着手，尤其是由此导致的权利贫困。如土地、山林、矿产资源产权制度的不合理，财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医疗制度等方面的不完善。比如，不能自由迁徙，人就天生地面临种种机会不均等而且不能改变；即使生活在矿产品资源丰富的地方，但如果当地居民对资源没有任何权利，当地不能分享资源税收，则仍然无法摆脱贫困的命运，甚至成为掠夺性开采造成的矿难和环境破坏与污染的牺牲品；比如在拆迁、征地中的权利缺失，使许多人并没有享受城市化运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比如医疗、教育保障方面的权利缺席，使得一些特殊家庭因为培养孩子或者支付医疗费用，就从小康堕入赤贫。
另有一则报道指出，转型期的中国正步入一个压力型社会。任何一个群体都在承受着来自社会、单位和家庭各种各样的压力。这种压力或大或小地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对于一部分人而言甚至成了“不可承受之重”。有论者认为，压力源于无止境的欲望，人们的生活目标已经量化成一系列数字，很难将平凡当作一种幸福来享受。这与“自我救济”的观点一致。
笔者不同意这样的判断。当代中国压力型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这压力主要不是来自我们内心，而是来自制度救济的匮乏，来自社会环境的变化。即使你甘愿过清贫的日子，但医疗、教育、住房等压力实实在在地压迫着你。即使像我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生活简单心灵丰富的“白领”，谁又敢坦言轻松？当社会上许多人都无法给自己的未来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无法较好地左右自己命运的时候，压力便会产生。
“普遍的压力”不可能由个体破解，制度性贫困只能寻求制度性破解。中国已经为解决农村人口的贫困问题作了大量努力，但是道路还很漫长。
作者：萧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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