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磬：经济学家在中国被滥用 别难为经济学家了

 　　去年，新浪财经就“您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何时有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搞了次网上调查。在没指望过、30年以内、10年以内、5年以内四个选项里，投票比例分别为58.84%、22.84%、11.68%、6.64%。可见，大众对中国的经济学家比较失望。

　　也有人作过统计，全世界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平均一个国家在建国后30年就有第一位科学家获得“诺奖”。新中国成立50余年了，难道没有一项科学 技术达到“诺奖”水平吗？回答是否定的。在高能物理、数学、生物科技等领域中国曾有过获“诺奖”级重大突破，但因种种原因与之失之交臂了。“诺奖”得主杨振宁说，制约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原因还是经济的落后，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学家离诺贝尔奖已不是遥遥无期，而仅一步之遥！他断言，数学将是最先在国际上获得突破的领域。与新浪的调查结果相似，杨振宁也没对中国经济学家得“诺奖”寄托过多少奢望。

　　话说过来。既然经济落后，就不能指望经济学家“发达”。物质决定意识，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土壤，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学家。

　　去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已决定将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卡内基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校区的基德兰德教授(挪威公民)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联邦储备银行明尼阿波利斯分行的普雷斯科特，以表彰他们对动态宏观经济学所作出的贡献：经济政策的时间连贯性和商业周期的驱动力量。他们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宏观经济分析领域，而且还应用于许多国家的金融和货币政策之中。反观国内，银行改制、国企产权、股权分置等都在处于改革初级阶段，许多事情还没理清梳顺，经济学家们或探索、或茫然，一时能够诞生出大经济学家吗？二十余年以来，中国经济既是一部发展史，也是一部改革史，而且目前依然在持续着。因此，被我们称作所谓中国经济学家者，或被叫作经济改革研究者更恰当些。一句话，经济学家在中国被滥用了！

　　有人曾说：在咱中国，经济学家就是不甘寂寞的头戴博士帽、肩扛教授衔的所谓学者，要是有几年“海归”经验，那就更了不的。然而，与科学家(自然)相比较，一个是干出来的，一个却是被喊出来的。事实上，经济学家们布道出来的玄奥经典，并不比巷尾小贩、地头老农悟出来的高明多少。而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就是有点社会头衔的明星学者。然而，学者终究是学者，经济学家终究是经济学家，而不是官员。古人有句俗语，叫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学者也好，经济学家也罢，他们都毕竟是秀才。即便造反，我们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说起来挺好玩。

　　近来，对中国经济学家的质疑呈现如临大敌的燎原之势。比如，有人质疑吴敬琏代表谁的利益，有人也质疑林毅夫动机是否单纯。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对这些学者们太过"崇拜"了，忽略了他们也是经济领域的探索者、研究者了。中国经济虽生机勃勃，但缺憾和问题繁杂，经济学家的研究难免会顾此失彼。另外，国际市场莫测，国内政策叠变，经济学家顺应时世也属情理。虽说，什么理论有什么逻辑，所谓结论有所谓背景；但经济学家，毕竟不是法学家或社会学家，更不是政治家。对于他们的理论也好、结论也好，如果用法律、道德等等“显微镜”观察，或许会存在这样那样的芥蒂和沉渣。因此，我们不必再去将他们看作什么“化身”或什么“代言”。在此，经济学家在被炮制的同时，无意中也竖起了一张公众的靶子。

　　近来，一张公众的“靶子”如同击鼓传花被传到了北大教授张维迎手上。无奈的是，张维迎不举也得举。

　　顾雏军进去了。时下，质问张维迎如台风“麦莎”般汹涌——张维迎的道德底线在哪里、张维迎与顾雏军不熟、顾雏军倒下之后反思经济学家的人品、经济学家们首先代表的是自己的利益、顾雏军落马与张维迎等“主流经济学家”的忽悠、朗咸平笑了.顾雏军傻了.张维迎错了、庶民的胜利还是悲哀 顾雏军符号意义的玩笑等等。根子来自哪儿？来自由去年“郎顾之争”演变的“国企产权改革路径选择”大讨论，以及在“2004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张维迎所谓"要善待对社会作贡献的企业家"等言论。疑问归疑问，置疑归置疑，阿蒙不作妄评，看看张维迎的背景后再说话。

　　据悉，张维迎的行政职务是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虽有官方色彩，但张维迎主要以学术见长。有关介绍说，张维迎教授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据对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1995-1997年间论文引证统计，张维迎教授的论文被引证的次数排名第一，其中《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名列单篇第一。其主要著作有《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和《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

　　从主要著作看，张维迎与企业家、契约理论、企业改革可谓情有独钟。作为一个理论者，当然期望理论运用于实践，而要投注实践就必须有实践的人。时事造英雄，如同经济学家能被炮制一样。无庸讳言，中国的经济土壤成就了顾雏军，在顾雏军合纵连横、攻城掠地的时候，顾雏军也许并不在意他的结局，而张维迎则期望理论蓝图能结出改革硕果。在顾张之间，虽有英雄惺惺相惜的表象，但张维迎"我和他不熟，企业我也不太熟"，也许道出了难言的无奈及与顾雏军本质联系。如此看，舆论争议的无非是，张维迎在敏感的场合，面对敏感的人物，说了些敏感的话而已。如果张顾之间没有利益关联，对待张维迎曾经的所云，我们又何必大做文章呢！因为，经济学家也需要成长。还是那句话，经济学家是大家叫出来的，喊教授恐怕麻烦要小些，尽管张维迎还是那个张维迎。树大招风，亘古不变。

　　话虽这么说，历史不能重演，但历史可以为鉴。

　　众所周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关于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方针，亦称“双百”方针。毛泽东首次使用“百花齐放”一词，是在1951年为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的题词中，这一题词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针对郭沫若与范文澜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毛泽东表示要“百家争鸣”。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分析了“李森科问题”对我国自然科学领域影响的危害性，又通过给北京大学李汝祺教授所作《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改题为契机，将"百家争鸣"方针，概括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艺术界和科学界不同风格、不同学派间的是非问题只有通过施行"双百"方针的途径去解决，而不能用简单的行政手段去解决，对科学与艺术上的是非要采取提倡自由讨论不轻率作结论的慎重态度……

　　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

　　伫立历史面前，经验和教训我们应该都能够品味的到。对待“是非问题”，是通过施行“双百”方针的途径去解决，还是轻率简单地作结论，我想我们大家会作出理智的选择。百家争鸣才是我们最需要的，不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傻子——经济学家们布道出来的玄奥经典，并不比巷尾小贩、地头老农悟出来的高明多少……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