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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制”
《商务周刊》：那么您认为，我们国家在这三个方面存在什么样的压力？
王大用：货币危机的发生，是一个国家长期以来宏观经济的问题造成的，包括长期宏观经济的失衡，国内需求持续高涨导致高的通货膨胀，对外贸易持续的逆差，资本的外流以
及不恰当的汇率控制等等，这些现象长期持续存在而得不到治理，就必然导致危机突然发生。所以，防范货币危机的基本措施就是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国内总供需相对的平衡，就是我们所说的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对经济持续增长很快的一些国家，包括现在中国面对的情形：长期以来经济发展得很快，产生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这种压力有客观上的经济因素，比如贸易持续顺差、大量国外资本的流入、本币购买力与市场汇率表示的购买力差距拉大。这些经济因素很快就会因为其他国家的不满而伴随着政治因素，在双重压力下，如果一国采取了不够稳健的汇率政策，使本国货币快速升值，就会对本国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导致国际竞争力下降，经济萧条。这里最典型的就是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此后经济和政治的压力迫使日元升值，日本人采取了不够稳健的汇率政策，在“广场协议”之后，日本陷入了十几年的经济低迷。
我们在货币危机问题上基本没有前一种压力，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后一种，就是日本人在1980年代曾经面对的问题。如果我们拿不出一个恰当的汇率政策来进行汇率的调整，就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辙。因此，我希望国家能选择出一个最适合我们现状，能保证今后发展，而且也有一个良好的对外关系的汇率制度。
不过不管怎样，我们有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那放着，是我们稳定国际收支的定心丸，因此关于货币危机方面不是主要问题，其他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大一些。
《商务周刊》：您提到了资本市场的危机，现在中国股市正在遭受千点的打击，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中国资本市场当前的危机？
王大用：资本市场的危机，很多国家都发生过，远的是1929年开始的世界范围的大危机，近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国家的股灾。它对金融系统的扰乱、对经济活动的冲击，都是相当大的。资本市场发生危机的最直接原因是投资者信心的丧失，所以无论是长期的措施还是短期的应对办法，维持、保护投资者对资产市场的信心都是关键，这是原则性问题。讲一千条说一万条，如果让投资者信心丧失，资本市场就会发生危机。
《商务周刊》：我们现在恰恰是对投资者信心维护不够。
王大用：这就看研究和决策者能不能全盘考虑问题。比如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提高监管的法治化，强迫上市公司加大透明度等，这些措施从长期看都是必要的，它是长期维护投资者信心的基本要素，但如果在一个时期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只抓一点，不及其余”，那就有可能使投资者丧失信心。我们股市的长期低迷，跟我们在解决一些长期性问题时对短期内投资者信心的保护重视不够有很大关系。
当前，证券公司不良资产和挪用客户保证金等问题，都是因为过去内部风险管理不到位，不能解决就不能长久维持投资者信心。包括解决股权的分置，这些从长期来看都是维护投资者信心的措施。但是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喊得多，但没有准备好，加大了投资者对市场表现的不确定预期，时间一拖长，导致投资者信心丧失，就会使眼前的股市发生严重的问题。所以要有一种兼顾长期和短期、兼顾眼前和未来的管理技巧。
我的观点是，维护投资者的信心是防范资本市场危机的基本原则。在解决问题时要保持工作的全面性，比如在解决券商问题的时候，要避免大量券商的倒闭破产，因为市场不能缺少他们作为机构投资者的角色和中介的角色，解决上市公司质量问题也是这样，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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