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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元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到去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而为索回这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元的成本。这是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在一份调研报告中得出的结论。专家评价这是一份十分“写实”的调研报告，对农民工讨薪维权成本进行调查，其用意不仅在于从一个角度勾勒出农民
工维权步履维艰的现实困境，其根本出发点是为了破解农民工欠薪难讨的制度症结。(新闻详见6月9日《中国青年报》)
为讨回1元钱，竟要付出3元钱的代价，这样高的代价提醒我们，不可满足于追讨欠薪的部分成绩，而要认认真真地思考一个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成本为什么如此之高？
调查显示，农民工讨薪需付出四大成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政府成本、法律援助成本。明里一本账是，就算农民工兄弟拿回了1000亿元欠薪，背后一本账却是，政府、全社会包括农民工自身需共同支付3000亿元巨额成本。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支出远大于收益”就停止讨薪风暴，让农民工兄弟的血汗钱打水漂。如果行政力量不介入，欠薪的死结越打越大、越拧越死，那么，农民工可能连这1000亿元也难讨回，他们对法律公正和社会公平的信心将可能被侵蚀，社会将可能为此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对于这一“收支严重不平衡”的正义实现路径，到底该如何解读，笔者以为，它至少蕴含了以下两方面信息：一是高成本是日积月累堆积而成的。欠薪现象并非近年才有，缠绕于部分行业的欠薪链，由于曾经的不够重视、相关职能部门的渎职，以及行政监督和执法力量长期缺位而打成死结，导致今天解决起来代价过高。二是维权高成本反映了制度的滞后。为了要一个处理结果，农民工往往要到有关政府部门跑几次甚至十几次。程序过于繁琐，时间过长，而且付出巨额成本后，许多权利仍可能得不到维护，甚至讨回的工钱不能弥补其维权过程中的付出，使很多农民工不愿通过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及诉讼等合法方式解决劳动争议。不时出现的“暴力讨薪”，也反映了弱势者的脆弱和无奈。
一个好的制度，可以大大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因此现代公共管理学认为，制度就是效益，制度就是保障。1:3的不对称比例，可以看做公共机制在民工讨薪中所支付的制度成本。如此高昂的制度成本和社会成本已向我们发出警示：构建市场信用机制，完善工资支付的法律法规，加强劳动监察执法，已迫在眉睫。如果制度不建立，或者制度不能发挥有效作用，即抵达公平正义的路障不排除，则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以低于1元钱的成本，讨回1元钱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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