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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丽
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而为索回这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元的成本。这是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针对进城务工青年维权成本所作调查得出的结论。
自2003年12月开始，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在全国8个省发放农民工维权状况调查问卷和农民工维权手册各8000份，调查农民工维权典型个案17件。
调查发现：在这些农民工中，48.1%的人有过出门打工但拿不到工资的经历，其中30.6%的人有100元～1000元的工资没有拿到，15.7%的人有1000元～5000元的工资没有拿到，1.6%的人有5000元以上的工资没有拿到。
调查显示，农民工讨薪需付出四大成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政府成本、法律援助成本。接受调查的农民工平均讨薪的综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间。如果提供法律援助，则成本最少需要5000元，最高将超过9000元。
参与此次调研的肖卫东律师多次为讨薪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他说，为了要一个处理结果，农民工往往要到有关政府部门去几次甚至十几次。从调查的典型个案来看，有的农民工仅仅在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阶段就要花出几百元至上千元的交通费、食宿费等费用。即便按最保守的920元经济成本计算，农民工维权成本也已经超出他们实际被拖欠的工资。根据对17个案件调查情况来看，每个案件综合成本都超过1万元。
肖卫东说，从权益被侵害到向劳动部门举报或仲裁，这期间农民工有的要等十几天，有的要等上几个月。在这段时间内，他们无法正常劳动。
而政府部门同样也要支付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处理一起农民工维权案件，如果走完一个完整的程序，至少需要13天～25天的时间。
农民工讨薪的巨额成本，给本人和社会带来了严重后果。
由于依法维权需要付出的成本太高，程序繁琐，处理时限过长，而且付出巨额成本后许多权利不能得到维护，或者处理结果不能弥补其维权过程中付出的巨额成本，所以许多农民工不愿意通过劳动监察、劳动仲裁以及诉讼等合法方式解决劳动争议。
基于此，有的农民工甚至选择了暴力手段或极端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跳楼、爬塔吊等。这些恶性事件，不仅直接威胁着农民工、用人单位老板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直接威胁着社会的公共安全和稳定。
有专家评价称，这是一份十分“写实”的调研报道，对农民工讨薪维权成本进行调查，其用意不仅在于从另外一个角度勾勒出农民工维权步履维艰的现实困境，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为了破解农民工欠薪难讨的制度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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