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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报纸上看到两条有关“指标”的消息：其一，高校留京指标“购销两旺”；其二，北京暂不取消献血指标。
买卖红火的所谓留京指标，实际就是政府奖励给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进外地生指标”。部分企业每年从政府那里获得的指标多于需求，于是就把多出来的指标用来“卖些小钱”。在目前的户籍政策下，一纸北京户口因为其附带的高额附加收益，显然还是个香
饽饽，难怪乎买卖起来动辄好几万。这还不算是进京指标的最大弊端。其最大的弊端在于造成了企业在用人资格方面权利的不公，政府区别对待的行政干预破坏了企业间的公平竞争格局。
如果说进京指标隐含公平性危机，那么，献血指标则隐含合法性危机。《献血法》规定，“国家提倡18周岁至55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而献血指标所使用的命令性口吻，是与此完全不相符合的，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线。按照法律的规定，公民并没有义务屈从于政府的强制指标而被迫无偿献血。显然，献血指标找不到法律依据作为支撑，相反却大有违法的嫌疑。
现实中，包括进京指标和献血指标在内，各式各样的指标在地方政府的日常执政行为中被非常普遍地采用。如果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这固然充分值得肯定而且也会被广泛认为有效：整个计划经济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指标管理的时代，政府通过制订各式各样的指标完成对公共事务的治理。然而，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种秉承一贯传统继承而来的指标依赖，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同时也不符合现代公共政府的本质要求。
首先，仅仅凭借强权推动而获取生命力的指标，必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合理性危机，甚至于走向法律的对立面。其次，指标执政并不能取得理想的执政效果，而假如我们放弃指标依赖，也并非就将无从治理。
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两者的最佳状态。显然，指标依赖并不能算做是政府善治的体现，恰恰相反，放弃指标依赖倒是很有可能成为政府善治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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