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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背景下，贸易摩擦显现出新特征。首先，国际经济摩擦在贸易领域中主要体现为贸易保护主义向新贸易保护主义演进。新保护主义摒弃了单纯的关税壁垒，而采取了形式更为隐蔽、政治上更易于执行的保护方式。从贸易保护的实践看，1970年代之后主动采取新保护主义的国家往往是西方发达国家，从这一点上说，它与旧的保护主义在目的和实质上是一致的。
其次，经济摩擦从显性走向隐性。经济全球化扩大了各国之间的国际经济交往面，同时加剧了经济摩擦的程度与深度。摩擦除了对外经济政策的直接碰撞外，还有很多是以隐性的方式存在的，并有从显性摩擦向隐性摩擦演化的趋势。当前国际经济摩擦的深刻性即在于此。
如1999年欧元出台之后，美元采用先强后弱的打击策略。在欧元诞生时，对于有可能取代美元强势地位的欧元，美国采取了打击策略。坚挺的美元策略沉重打击了新生的欧元，削弱了欧洲经济的总体实力。到2000年11月止，欧元跌幅已达30%。2000年中期以后，尤其是在911之后，美国经济衰退明显，美国悄然放弃了一贯坚持的强势美元政策，通过调低美元汇率以使相对资金更多进入美国资本市场，进而谋求改善国内经济状况。同时，美国还采取了一系列非经济手段，通过政治干预，军事打击等，引发了科索沃冲突、巴尔干危机。巴尔干危机出现以后，欧洲各国以不超过3%的财政赤字作为欧元发行的基础，从而导致欧洲各国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
从美元与欧元的矛盾斗争中我们看到，传统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直接摩擦并未出现，而是代之以经济和政治策略的灵活变化。这种策略变化隐含在某一国自身的经济政策和行为中，但却对他国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制约和打击。
与此相关，国际经济摩擦也应分为三个层面，即“商品贸易层面的摩擦”、“制度层面的摩擦”和“文化层面的摩擦”。
比起商品贸易层面的摩擦来说，那些人们置身于其中又决定着其状况的制度之间的冲突是摩擦的更深层次，这是因为国家利益往往是通过制度规范加以框定和保护的。当经济开始贯穿当代社会的各个层面之时，摩擦同时在文化层面进行。在亨廷顿的眼里，由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和组织机构而产生的暴力活动将会发生在文明之间而不是在国家或意识形态之间，因此摩擦从来就不会是经济层面的问题，而是更深层面的“文明的冲突”。
（作者系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研究员）
作者：赵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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