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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我经常看到报纸上对征收遗产税的讨论，心中不由得发出了“万万不可”的感慨。
这“万万不可”第一是针对全国各地历史城镇和历史街区的保护而言，其中既包括对已饱经沧桑的众祖产主的保护，也包括对祖国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其实两者又是融为一体的。
先说前者。我注意到参与讨论的人在谈及“财富”时，一概都忽略了沉淀在各个历史城镇和历史街区的普通民众的祖产，由于近年来地价的飞涨(姑且不论此地价的形成是否畸形和能否持续)，其主人或法定继承人也都随之变成了潜在的富人。然而他们和社会上关注的“新富”完全不同，因为除了拥有这一笔祖上用血汗钱赚来的不动产以外，他们现在便几乎一无所有了，而之所以处于这种极平淡有时甚至窘迫的生活状态，又完全由近半个世纪当中不可抵御的外界因素所致，而不是出于任何个人的原因。他们当中的大部分目前顶多是小康：属于“经租房”主和“代管房”主(见后注)的，此时此刻正忧心忡忡地期盼“回家”。安定下来的，则正在倾其所有大兴土木，含泪收拾在几十年当中被外人住烂了的家，也同时是在修补组成历史城镇或历史街区的一个个细胞。现在忽然间讨论起“遗产税”，对这些普通市民而言，岂不是太不公正了吗？他们如今能“回家”、能修房已经不容易，为讨回天经地义属于自己的东西也耗费了太多的心血和精力，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更没能从自家的财产中得到丝毫的收益，如今子女们又哪儿有钱来交付巨额的遗产税呢？！
再说后者，即单纯自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视角：除了主人愿意继续拥有的祖宅以外，他们手中的另一部分老房子是要进入市场的，无论是属于买下后修旧如旧的那种，还是属于太糟朽了拆了重建的那种，对于新来的买主都是一笔相当大的投资，也将意味着大量精力和情感的投入。但如果有了遗产税的规定，这些本有意参与中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买主都会却步的，历史城镇和历史街区生命的延续也就失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而在西方的许多城市，为了鼓励社会投资抢救和维护古迹，政府一般都极力制定最优惠的政策。
这“万万不可”第二是针对更为广泛的商品楼房地产权利人而言，尤其是其中被一些学者称为“被动性消费”的群体，也即因为处于拆迁而不得不负债买房的群体。人们超越自己的经济能力置业或再次置业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人们不得不买城里变得昂贵的单元是为了不失去生存环境，是为了能简简单单地活下去，他们在此时惟一的心理安慰是这份能留给孩子的遗产，是在自己辛辛苦苦打工还贷熬到头后，起码给后代留一个安定的窝。但一旦“遗产税”的规定出台，多半仍是工薪阶层的子女如何能承受得了呢？
在这里，我希望一些学者不要把国外的“遗产税”概念生搬到中国来，因为此地民众在上世纪的后几十年里没有过致富的机会，而这近十年来中国的房地产现象又是一个怪胎：它以自己的意志令一些城市的地价远远超过市民的平均收入，令它与西方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它又以自己的意志把大部分人“变”成了房产主，令私房的拥有率大大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而不管有多少人为此在窗后愁眉不展。
最后，说到近年来以不法手段敛财并置业的暴发户，我认为，想以设计“遗产税”来抑制他们的贪欲，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做的结果除了导致更多的资本外逃以外，不会有其他的收获。要想与腐败宣战，不如提供一种公开监督行政部门执法状况的平台，并持之以恒。
总之，至少在百年之内，中国是万万不可制定“遗产税”的，否则它一定会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其结果不堪设想。
(后注：“经租房”是1958年被国家经租的私房，“代管房”是主人在1949年左右出国时留在国内的私房，后由国家代管。在广州等地，这类房产已在近年陆续归还给其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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