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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剑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象征着中国内地经济改革成就的民营企业已经与丑闻捆绑在一起，由仰融而杨斌、由杨斌而周正毅，这一次又轮到创维集团的黄宏生了。
从春天的德隆事件，到秋天里郎咸平激起的激烈争论，整个一年中，民营企业一直是
中国财经新闻的主角。按理说，当民企丑闻成为一种惯例时，这种丑闻就不再具有新闻价值了。用最流行的调侃来说就是，已经形成了一种“丑闻疲劳”。但黄宏生被香港廉署拘押一事还是让我们不觉一怔，紧接着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究竟还有没有例外？
黄宏生事件的具体细节并不值得探究，无非是官商勾结、财务造假之类，如果财经记者不能在其中增加一些桃色新闻之类的刺激猛料来，实在味同嚼蜡。不过，作为新闻评论者，我们还是必须从黄宏生事件中挖掘出一些严肃的意义来。
与近年来几乎所有的民企丑闻一样，创维事件也与资本市场有关，这可能是近年所有民企丑闻最具理论价值的共性。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共性？一个可能的推测是，这与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普遍遇到的资本瓶颈有关。我们知道，中国民营企业(在这里要排除那些纯粹的官商共同体)基本上都是在体制外成长起来的。所谓体制外，说得露骨一点，就是不被传统体制承认的意思，相应的，他们也就完全被排除在本质上隶属于官僚体系的金融市场、证券市场之外。不过，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中国消费品领域普遍出现过剩之后，民营企业依靠自我积累的发展之路显然已经被堵死，利用资本市场或者其他金融手段以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就成为必然。于是，民营企业要么与官僚勾结，要么大胆造假，要么两者并用，对不属于他们的资本市场“挤”而入之。幸运者进入中国内地资本市场，不幸运者如黄宏生之类就只好远走他乡，借道境外资本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创维丑闻正是这种“挤入”的代价。我不了解创维的历史，因此无法判断创维是不是我定义中的那种纯粹民企，但如果它是，那么，创维丑闻实际上就隐喻了中国民企在90年代末期独特的历史境遇。而这种伴随着丑闻的尴尬历史，无论对中国民企，还是对据称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中国改革，都是一种羞辱。这种羞辱隐藏至深的一种含义在于：在一个扭曲的时代中，几乎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都不大可能例外于丑闻。
多少有些讽刺的是，创维没有例外于丑闻，但中国证监会的王小石先生却出其不意地创造了一个“例外”。
王小石案是中国证券市场在2004年岁末最具轰动性的新闻。显然，这并不是因为王小石的官有多大，也不是因为其受贿的金额多么吓人。论官衔，王小石不过是个处级干部(前面还带个“副”字)，在证监会这个省部级机构中只是小萝卜头一个。论金额，从目前披露的情况看，大概也只是百万元之谱。对于动辄上千万、上亿元案件频发的今日中国来说，根本就属于“免于起诉”的范围。不过，王小石副处长显然开创了中国证监会创立以来官员被捕的先河。而这正是王小石案的新闻性所在。
中国证券市场虽然不是中国丑闻最多的领域，但却是丑闻曝光最多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证券市场的确是中国时下透明度最高的领域。但多少有些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作为证券市场的最高管理机关，作为直接掌握着巨量资金流向的把关者，中国证监会却出奇地廉洁，起码在王小石案之前，还从来没有任何官员因为腐败丑闻而出事。这种廉洁状况，在已经成为丑闻批发商的中国证券市场上，多少显得有些突兀和孤独。所以，王小石案一出，就有不少人瞪大了眼睛，屏住了呼吸，准备看大戏。这种心态虽然有些恶毒，但也可以理解。其中道理很简单：对于中国证券市场如此不堪的现状，证监会应该也必须付出代价。这种代价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应该都是民意所归。但证监会毕竟是与公众打交道的老手，对如此轰动的新闻事件，竟然可以不出一声。意思好像是说，王小石事件完全是一个偶然的个人事件。用证券市场的术语来表述就是，王小石事件是监管体系中的“非系统性道德风险”，这恐怕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当然，王小石案件还在继续发展之中，证监会的沉默可以理解为对司法的尊重。不过，如果为了防止王小石案件蔓延成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系统性风险”，而让此案草草了结的话，日后的灾难就会更加深重。而且，对于像创维这样纷纷东窗事发的民营企业来说，这样的结果也相当不公平。因为证监会总是在丑闻中的“例外”，正是创维们不能“例外于丑闻”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说得更直白一些，资本之恶总是源于权力之恶。
说完了民企、政府机构，我们再来看看国企。本月另外一条重要的新闻是有关海通证券的传言。11月29日，《望东方周刊》以《海通证券惊爆20亿巨亏》为题发表文章，报道中国券商老大海通证券出现巨额亏损，高管被拘。作为中国最早的名券商之一，海通不仅是很少的几位幸存者之一，而且还一路做大，成为中国券商的老大。在券商成批量被接管的中国证券界，海通不只是一个异数，更是一个奇迹。这种“奇迹”引起了普遍的好奇：海通究竟是凭什么独家秘诀一路走来，并成为又一个“例外”的？由于中国券商从来不披露正式的财务报告，人们对海通奇迹表示质疑显然可以理解。虽然海通证券迅速发布了澄清公告，而《望东方周刊》也发表了致歉声明。但无论如何，“海通奇迹”的“锅”算是被揭开了。接下来的将会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按照中国券商丑闻不成文的爆发程序，“谣言”总是能够起到某种“预警公告”的作用。换句话说，遭到谣言中伤的海通证券，已经有点被“ST”了的味道。
注意一下海通证券澄清公告以及《望东方周刊》致歉公告的调子，似乎双方都不愿将事情搞大。海通既没有表示谴责，扬言追究，《望东方周刊》也没有表现出大义凛然。看来，海通还得继续神秘一段时间。这种神秘在证券界已经风声鹤唳的敏感状况下，自有其道理。对这种敏感性，央行一位官员的话做出了最好的注脚。他说，“证监会目前的高危券商名单上实际上有30多家，这里面尚不包括已经被处置的券商。这份名单对证监会来说是高度机密，证监会对此守口如瓶，‘就是对央行也不说’”。但不管怎么说，纳税人又为中国券商准备了600亿资金成立“证券投资保护基金”，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600亿是不是够用，不是券商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这600亿是用来“救急”还是用来“救穷”？俗话说，救急不救穷。救急是因应天灾人祸的一时之需，而“穷”则是一种体制之弊。而中国券商之“穷”，实在是出于一种制度之“穷”。对于制度之“穷”，当然是600亿元所不能救的，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无底洞。
中国券商的绝大多数都是国企，这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国企，早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国企，而是一种新国企。比之老国企，新国企实际上更难对付。其中原因在于，这些企业在企业目标上以及企业性质上都发生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嬗变，在相当程度上，这些新国企应该被更准确地称为官僚企业。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察觉这一点，中国规模庞大的新国企就会无一例外地成为丑闻的主角，而大众对丑闻的“疲劳”可能仅仅还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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