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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自治的有效性依赖于消费者和生产者对联赛的监督制约。球迷协会、球员工会、裁判员团体以及赞助商都可以以某种方式向自治的足球法人团体(无论是中国足协还是联盟公司)施加压力，它们可以集体表达呼声，也可以用脚投票——离开中超联赛。在这次风波中颇为遗憾的是球迷相对消极的表现。虽然在中超常委会开会前北京球迷协会的球迷代表在
会场外发放传单、接受采访，提出“采取球迷听证制度、尊重球迷利益”的要求。上海、青岛、武汉、南京、天津五地球迷俱乐部所组成的中国球迷联盟也在新浪网联合向中国足协发出公开信，提出加大足球产业市场化改革力度、建立规范的联赛管理体制、让球迷参与关键决策、保护球迷权益、发展球迷团体、规范各俱乐部票务市场等六点意见。但相对庞大的球迷组织而言，本次风波中民间自治力量监督作用的发挥实在是微不足道。尽管后来中国足协召开了球迷座谈会，变革中冲突的双方也都把球迷利益标志在他们高举的大旗之上，但是球迷对变革的直接推动力不大。
再次，自治的有效性还依赖于媒体的监督。媒体公开透明的及时报道和有关转播权的谈判是有力的制约力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自治、自律机制的形成。在这次风波中需要赞扬的是媒体。中国大陆的足球新闻至少具备相对的“新闻自由”，每一个关心中国足球的人都不难从近期传媒的自由报道中得到整个事件的具体情况甚至细节，都不难从传统的大众传媒和新型的电子网络上得到各色人等对这次风波的种种评论。有人赞同并支持徐明等的“革命行为”，认为其行为不仅推动了足球管理体制迈向完全市场化，而且这种超越足球领域的“宪政中典型的公民不服从”的行为可能促进民主的发展；有人反对并质疑徐明等“革命者”资格和动机；还有一些传媒和球迷虽然早就对中国足协的专制无能不满，但倾向于认为徐明等人的“大亨革命”不过是场分肥闹剧，是打着“全面市场化”、“谁投资、谁收益、谁享有”的旗号侵吞人民资产的“掠夺阴谋”。总之，媒体给予该事件极大的热情和关注，作了充分、自由的报道、评论，各种不同的声音都得到了充分表达，提供了中国公民社会自治机制形成所必需的机会和平台。
最后，自治的有效性还依赖于国家体育总局重新定位自己的职能。在这次风波中，无论体育总局幕后如何指导足协的工作，但它始终没有公开出面干预足协的自治，严格遵守了《体育法》第31条的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不过，中国足协高层官员仍然由体育总局任命法表明了足协还是有强烈官方色彩的组织。这也是自治机制难以有效实现的瓶颈。这一体制是与《国际足联章程》规定相悖的，该章程第17条第1款规定，“会员协会的机构只能通过本协会内的选举或任命产生。协会必须在各自的章程中规定选举的程序以保证选举和任命的完全独立性。”如果不依上述程序产生会员协会机构，国际足联是不予承认的。因此，必须进一步地改革足协及其与体育总局的关系，促进政事分开，这也是公权力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之间在当代分化融合的需要。
依法处理国家与法人团体间的分工合作关系，有效保障法人团体的独立法律地位，是团体自治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在西方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在中国则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自治并非是摆脱管制，重塑政府运动中的管制革新也不是不要管制，而是对自治与管制关系的重构。管制是为了进一步扩充自治，在这里，政府管制革新与竞争自治是“一币之两面”，它们并非是排斥关系，而是一种融合并相互扩张的关系。因此，在新世纪的自治浪潮中，社会学所谓的规范饥渴并未减少，反而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跨越公、私两域甚至第三域的社会法暨经济法的勃兴。社会法暨经济法秉持其社会本位思想，是协调社团自治和政府管制之间冲突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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