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

　　我们并不想猎奇，只是希望揭示一种自然产物的状态，尽管这种揭示可能很不全面。

　　但是透过记者采访的点点滴滴，我们可能会发现，许多事情其实很简单，神秘只是人为的结果。

　　基金的私处，其实是管理者的痛处。

　　2000亿元以上的私募基金，一直活跃在股市中忙碌的人们的身边，但它显得相当神秘。

　　这里面曾有过不少的股市神话，有无数行踪诡秘的后台老板，更有无数潜伏的“主力”和“庄家”。但是，这些在中国证券市场加强监管的大环境中，并不重要。

　　我们更为关心的是，在十年的证券市场中，私募基金走过了什么样的路，他们的生存状态是什么，他们的游戏规则又是什么？而随着私募基金的合法化，他们希望将来走的路又是什么？

　　记者利用自己曾经做过操盘手的经历，悄然地走近了他们。

　　成 长

　　中国的地下私募基金的发展，是政策空隙的产物。其发展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93年到1994年，由于证券公司的主营方向从经纪业务走向承销业务，与之配合需要定向拉一些大客户，久而久之双方在资金的管理上形成了信任关系，大量热钱希望从证券市场上寻找出路，此时，证券公司的角色转换成代理人，由大客户将资金交与证券公司代理委托进行投资。

　　第二个阶段是1997年到1998年，由于这期间一级市场非常活跃，上市公司开始将股市集资来的空余款项委托主承销商进行投资，享受无风险的利润。

　　第三阶段则是1999年到2000年5、6月，一方面在此期间中国股市爆发了罕见的历时长久的超大行情，另一方面由于投资管理公司成为热门行业，大量证券公司从业人员跳槽出来做自己的业务，转眼间形形色色的私募基金遍地开花。

　　无论是哪一个时期，私募基金的存在都是在阳光与黑暗之间游走。各界对于私募基金的这种生存状态一直持沉默的态度，直到近期《投资基金法》草案中将其合法化与规范化，私募基金的问题才迎来了各界的正视。

　　各界关心的是，在这个灰色资本市场中，基金的规模总量有多大？没有任何权威部门作过统计，但保守估计有2000亿，而据一些业内人士的分析估计，大概有5000亿左右。这个数目远远超过了深沪两市的封闭式基金。

　　外 衣

　　记者对几间私募基金进行了调查，发现目前形形色色的私募基金，都离不开以下三种形式。

　　最为常见的是综合类的证券公司中从事咨询业务的部门为本公司的大户提供操作建议和操盘服务，他们通过大户们的关系拉来资金。记者所采访的一个私募基金的工作地点就在与大户室同层的一个不起眼角落的小房间里，房间很简单，只有20来平方米，8个卡位。这些操盘手一部分是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但占的份额并不多，更大的一部分人员是从外界“挖角”回来的专业人士。

　　再就是多种身份的民间法人，如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管理公司、融资服务公司、市场策划服务公司、信息咨询服务公司等等。这些公司的规模不同，注册资金也不同，被监管的力度也不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般要求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金，并要求公司的核心员工持有相关行业的从业资格证，而且常被纳入重点调查之列。信息咨询服务类的公司注册资本是最少的，仅需10万元人民币，并且不受约束，也很少受到监管部门的重视。不过，这类公司不像投资管理公司名正言顺地打着大招牌，所以主要是做熟客生意，管理的资金规模也比较少，通常在1000万以下。

　　一部分民间的投资机构，除了做投资业务外还参与资产运营的中介服务。这些主要是那些投资管理公司、投资咨询公司。他们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触角涉及到上市公司、金融机构、各类财经媒体、各地政府部门、科研院校、以及同行大大小小的私募基金管理者。他们巧妙地策划着企业间的兼并、重组、行业调整、资源整合，玩弄着很多在资本市场常见的“空手套白狼”的游戏。一位某投资管理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要是我们一年能接到这样一单业务(资产运营)，就足够维持我们一年的开支。要是有两单的话，比操盘的收益还要好两倍。”

　　还有一种私募基金就是多年“浸泡”在证券市场中的“老股骨”合伙搞的股票工作室。这些人多是十年前第一批下股市淘金的弄潮儿。他们在市场中摸爬打滚多年，有一帮忠实、稳固的支持者，再加上媒体宣传效应，已在民间中具有明星效应。据了解，杨百万、邱力原也曾办过股票工作室。这类工作室的收入主要有三种：一、操盘收益中的提成；二、大额股票成交的交易费返还；三、开通咨询服务热线。其中，在“大牛市”行情里，手续费返还收入非常可观。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在1999年的“5·１9”与2000春节的行情中，他们把各大客户都拉到与自己有协议提成的券商营业部中，把大额的成交量都记在自己的名下，光手续费返还，一个月就有一万多。

　　精 英

　　英雄莫问出处，K线之间寻路。

　　在一家不愿透露姓名，但实际打理着私募基金的投资顾问公司中，记者了解到其人才结构比起一些名头不小的券商来，丝毫不显得逊色。在公司40名员工中，硕士学历以上的有26人，其余的人均为本科毕业，而且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有海外的留学和工作经历，有的甚至还曾任职华尔街大型金融机构的证券分析师。这家投资顾问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在36岁—45岁之间，对资本市场的运作非常熟悉，显得相当老练。

　　他们的分工极为精细，完全专业化。公司主要分为行业研究部门、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研究部、公募投资基金研究部、企业财务研究部、资产运营研究部、公关营销部、公司对内管理部，且每个部门独立核算，每天都向上头汇报资金的运用情况，收支状况。

　　地下基金从业人员的报酬高得惊人，大体上是地上基金同等职务人员的5倍。但地下基金的工作人员易惹官非，又无基本的保障，且地下基金的聘任要求也相当高，还要了解每个加盟者的底细，在种种苛刻的要求下，人才主要是通过什么渠道，为了一个共同的赚钱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记者从地下基金管理高层中了解到了其人员的来源。原来地下基金管理公司与国际专业的猎头公司有很密切的往来，我国很多私募基金也是猎头公司主要的客户。猎头公司专门深入知名的金融机构、科研院校中挖角，而猎物主要是那些个人处事方式与原在职公司的利益有严重冲突，或那些个人价值被公司严重低估、个人的能力得不到认同、工作得不到应有的合理报酬、内心产生严重抵触情绪的职员，这些人在猎头公司的鼓动下，干脆弃明投暗，加入“地下工作者”的行列。

　　例如，在记者了解到的这间投资顾问公司中，任职于行业研究部门经理的邓教授，原是上海某名牌高校经管学院的主任，在校从教十余年，但在福利分房中却榜上无名，一气之下便接受了猎头公司的诚意邀请，共赴大计。

　　规 则

　　《证券法》规定：每日基金管理人的报酬为上日基金资产净值的1.5%乘1／365。这个比例相当之高，所以很多封闭式投资基金在短时期内，抬高资产净值以获利，快到年底分红时，又迅速做低净值。

　　但私募基金的风险与运作完全不同。

　　私募基金大部分只给管理者一部分管理费，其主要收入从年底的基金分红中提取，这使得资本持有人与管理者的利益一致，这种做法就完全与美国相同。国际上基金管理者一般要持有基金3%—5%的股份，一旦发生亏损，这部分将首先用来支付，以保证管理者与基金利益捆绑在一起。中国大部分地下私募基金目前也采取这种方式，不同的是比例高达10%—30%，因此发生亏损时反而是基金管理者的损失最大。

　　据了解，规模大的私募基金一般有10亿左右的盘子，基金管理者承诺的回报率为10%，如果发生亏损，管理者就会足数赔给资金持有人。

　　记者从一位在地下基金工作了4年的管理者口中了解到：他们有一套监管的四权分立方案，财务、市场、调查、管理完全分开，这也是国外投资银行的普遍做法。但地下基金做到一定大的规模时，管理者从自己的利益考虑，稍偏向于一些大的投资者，这样就容易引起投资人之间的冲突。

　　实际上，投资者要求私募基金代自己打理资产，门槛也不低。一般而言，个人100万以上，机构2000万以上。据透露，私募基金管理者会根据投资人不同的资金投入程度收取不同的管理费，最低的不会低于收益的3%，最高也不会高于收益的15%。

　　形 式

　　私募基金到底是开放式，还是封闭式，这是外界很难定论的问题，也是地下基金业操作过程中最困难的焦点之一。

　　一般很多的地下基金都会对持有期作下限规定，大型规模的地下基金最短的持有期为一年。一年以后，投资者便可赎回，但赎回时，必须提前五天预约，若大额赎回(即超过基金股本的5%)必须提前10天预约。这一点与目前地上的封闭式基金基本相同。而且，按目前的情况来看地下基金只能采取契约形式，不能采取公司形式。这种管理方式就变成前阶段是相对封闭式，后期是开放式。

　　就记者走访的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而言，他们的金融投资大体分为股票、外汇、期货，主要是以股票为主，外汇、期货则分设对冲型的投机基金。就在近期英国大选，英镑大幅波动的期间，他们就趁此机会赚了一大笔。

　　还有一个尽在不言中的事实，许多上市公司通过上市融资回来的钱流向这些地下基金，所以私募基金会受上市公司的委托，专家理财，为上市公司进行股票交易。久而久之，由于获利巨大，不少地下基金以此为生，也就成为了市场上的“庄家”。

　　来 源

　　私募基金的资金来源渠道很多，但很大程度上要双方存在相互信任关系。

　　以上提到大型地下私募基金一部分的钱来源于上市公司，另一部分便来源于民间集资。而民间的钱据说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的浙江温州与珠三角的汕头。这两地的人民非常团结，由同乡会筹建各类的创业基金、互助基金、项目开发基金等。温州的老板们很够义气，他们也是基金会的发起人和掌舵人。只要你是温州人，并能够拿出具体的项目(不管是实业项目，还是金融资产项目)，老板们都会慷慨解囊，从50万到500万不等。记者采访的一家投资公司中资产运营部负责人的妻子就是温州人，这是一张融资的好牌。

　　除此之外，地下私募基金的钱还有一部分是官场上的黑钱及走私的外汇。

　　一些工作室也会为一些散户操盘，但数额不大。

　　缺 陷

　　虽然地下基金完全由市场需求自发成长起来，没有行政成分，操作灵活，但也存在着不少现实缺陷。

　　首先，管理人与托管人没有严格的分开。地下基金多是分开多个银行账户分流资金操作。在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健全的信用制度下，当持有人与管理人的利益发生严重冲突，或管理人由于操作不当造成重仓亏损时，不排除地下基金孤注一掷，潜款外途。很多的地下基金虽与持有人签定书面协议，但这份协议的本身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其次，在不少地下私募基金中，一些目前尚未合法，但非常合乎情理的做法非常盛行。例如投资方有2000万银行信贷额度尚未用足，又不想投入自有资金，于是地下基金管理人就以自己的股票向银行抵押，借贷2000万，算投资方的资金投入基金。

　　至于监管方面，一些地下基金也让大投资者做自己资金的专门监管人，大的投资须经投资人本人的同意，效果也不错。显然，地下基金的灵活性已成了对现有经济规则的挑战，那么能否正视这些银行、投资者、管理者都乐意的合法化做法？目前尚无定论。

　　盼 光

　　一些大型的地下私募基金管理人踌躇满志，以做中国的美林、JP摩根为自己的抱负。但他们知道身处地下，做得再大也只是未来的小生意。中国现在有1000亿养老基金、16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仅上海慈善基金、青少年基金、帮困基金等公益基金就有17个亿，这些才是未来基金管理的大头。一些有职业精神的私募基金希望尽快浮出水面，迅速做大，分享这块业务。

　　更何况，基金做大了，又没有外部监管，问题迟早会发生，如果引发连锁反应，就会在全国出现大的金融风险。

　　一名地下基金管理者称：“如果合法化，我们的做法会与目前的基金完全不同，我们现有一流的人才，因此会推出一系列细分的基金，如房产投资基金、电信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种子基金等。风险细分化，顾客也细分化，根本不会出现像现在的粗放组合。”

　　还有另一个更实际的考虑，尽管地下基金用自己的办法解决了持有者与管理者的利益分割问题，但大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分配仍存在着“制度”上的漏洞。

　　声 音

　　给予合法，如何合法是同样的难题，市场各界有不同的意见。

　　目前排名第一的华安基金[微博]老总韩方河在基金业研讨会中指出：“不让他们合法化，他们生意照做，且没有任何的披露监管。对我们这些合法的基金非常不利。不同的基金不同的方法，以吸引小股东为主的基金应该是公开的基金，开放式公众基金，这样的风险才不会社会化；私募基金则应该规定人数与每人资金的下限，国外一般都是1000万以上。在国外虽然私募基金不用备案，但也有信息披露的要求，如对冲基金类，不用对社会公开信息与投资组合，但每月必须对美国证券管理机构披露信息，接受其监管。在中国，私募基金应该备案，不用规定什么指定的机构或个人来管理私募基金，但一定要有管理者资格认定。”

　　上海证交所副总经理刘啸东表态：“对私募基金来说立法可做的很少，怎么操作，那是私募基金自己的事。”

　　一位法律界的朋友则表示：“中国宪法至今没有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又如何保证私募基金的利益呢？”

　　地面声音的不同，地下基金并不乐观。他们认为：如果合法化的详细进程还要经过证监会的层层审核，那么，还不知轮到何年何月？又会不会是有关系的优先呢？

　　他们等待新的《投资基金法》给他们一个明媚的春天。(陈智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