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家看来，中国的收入分布是一个金字塔，高收入阶层占有者居于塔的上部；与此同时，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中国巨富层已经产生，这种由千里、万里挑一的人组成的高收入人群的最高层的行为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和中国经济的发展。高收入层是怎样产生的？处在“塔尖”的中国巨富层是否高枕无忧？他们的忧虑在哪里？他们的行为方式对中国社会有何影响？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权威社会学家李强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巨富层不是一个很稳定的阶层，他们往往宁愿在国外弄个护照，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去。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他们很担忧自己的状况。

　　李强教授首先谈到中国人的一般收入来源，他说：“根据我们的调查，中国的收入大体分这么几种情况：如果把全部中国人分成5份，最底层的20%%的人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大概为4%%，而最高层的20%%的人占50%%多一点；如果把全部中国人分成10份，最高层的10%%的人占全部收入的33%%。总的来看，就像一个“金字塔”，越是顶端的小部分相应占有的财富越多。高收入层往上数，最高收入层的1%%属于中国的巨富层，可以说是千万、亿万富翁，这种人每个省都有一些，全国30几个省加起来也不少，他们是处于金字塔塔尖的人物，也是社会学需要研究的一个群体。”

　　李教授在分析中国巨富层的时候，观点独特。他说：“在今日中国，巨富层是个获利很大的阶层，但并不是一个很稳定的阶层，由于目前中国的制度体制等原因，他们往往有‘外移’倾向，宁愿在国外弄个护照，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去。按道理说，他们应该是体制的最大支持者，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处于法制、市场因素不健全原因的考虑他们很担忧自己的状况。

　　俄国90年代以后出现了‘巨富层’，政府发现它与普通人的利益差距特别大，这个阶层也因此引起社会的很大的不满。我们认为一个社会政策的公平是要它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政策才利于推行。中国现在也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国绝大多数人口还处在中下层水平，太巨富的阶层与普通民众的差异性太大，他们挣钱，做股市，必然要侵犯很大一部分人群的利益。巨富层与社会上层接近，他们对政策太多的介入对经济很不利，他们能影响政策的制定，比如调节税收，使税收对其有利。巨富层在生活方式上还导致了诸如桑拿、按摩等畸形消费的发展，而低收入阶层收入受限制，只有调节过高收入，才能实现资金的转移，使经济运转；而差异的一再扩大，必然使社会动荡，导致‘水浒’式社会的产生。”

　　中国高收入阶层的构成大体上是高层的管理人员

　　李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还谈到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中国高收入阶层的人员构成。根据调查，发现这些人员大体上是高层的管理人员：比如老板、经理、外企的高级雇员、专业技术人员及与一些诸如建筑、旅游、民航这类比较有优势企业相联系的经营者。李教授说：“世界各国都有高收入层这个现象，中国的李嘉诚还是太少，但问题的核心是这个阶层的人是不是真正有相应的经营能力，高收入不等于高素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经营市场不是流动和开放的，比如说存在任命职务的情况。”

　　李教授还特别谈到收入与教育之间的关系，他说：“在80年代出现过非常反常的脑体倒挂现象，90年代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这次调查的结果所反映的最高收入层为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人，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比较高，看起来是个很矛盾的现象，因为一般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和市场秩序比较规范的国家里，它的收入和教育的确是个正比关系，美国的教育学家发现，在美国平均每多受一年大学教育，将来的收入会比原来增加12%%，这就是‘教育的收益’。那么，为什么在中国的高收入阶层会出现文化层次很低的人？考察中国整个社会变化过程，中国人收入发生很大变化也就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在此之前根本没有什么挣钱的机会。而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在80年代中期最先能进入市场获得挣钱机会的人恰恰是文化层次比较低的人，比如说农村的一些农民。这些人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文化程度不能反映他的情况，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大学停办，这种人表面上是初中毕业，但他从经营和生活中获得的东西使得他有很高的阅历水平；第二种人确实是水平和素质不高的人，比如说有一些是违法经营者，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会学一些法律知识，受法规的约束，而这些人会制造假冒产品挣取暴利。”

　　李教授还认为，中国的高收入群体形成时间还不是太长。他说：“世界各国的高收入层和富裕层都有一个形成过程，不是突然在很短时间形成的，比如在欧美社会，一个人要发财，首先要受比较高的教育，学MBA，然后一步一步往上爬。但中国有些人或许利用产权关系不明确的漏洞敛取国家财富，比如在农村，有人挖国家的矿产卖而后成为巨富。在市场经济有收益的国家里，人们知道教育是有收益的，这种情况在一个市场规范比较健全的国家里是很少的数。”(本报实习生贺莉丹)《青年时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