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圣华(北京)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腐热潮中，省部级官员落马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一个令人遗憾的基本事实是，在出事的领导干部中，有一些曾是极有作为的改革家，曾是对改革有大贡献的能人。王雪冰时期的中国银行是国际上赢得赞誉最多的中国商业银行。1997年2月当慕绥新出任沈阳市市长的时候，是公认的具有革新意识和工作魄力的领导干部，第二年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人居奖”。年纪轻轻便出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的李真使河北省国税局从全国税务系统的老大难单位变成了全国税务系统的一面旗帜。

　　对于他们，我们不能仅仅将他们放到反腐败成果展览会上。在中国改革事业迫切需要改革者掌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问的是：为什么偏偏是他们？

　　保不下去的改革者

　　中国渐进式改革之路一直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性质，各地改革的步伐常常参差不齐，这取决于各层级、各单位领导者的魄力和胆识。中央提出方针，各地根据情况提出自己改革的具体办法。中央支持改革，激励了许多有能力有作为的领导者投身改革事业，为本单位本部门带来了新气象的领导者也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改革家”或“能人”。

　　改革事业需要启用具有改革思想的干部，一个倾向于改革的干部，本身就是稀缺的，若因“犯规”而获咎，那对整体的改革事业是不利的。而且改革之路上不确定因素太多，中央考虑较多的是在改革的同时要“稳定压倒一切”，“中国不能乱”。在这种情况下，加大对改革型领导干部的保护力度，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很难想像没有改革者在位会有改革事业的成功。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一些改革者身上的“小节”问题最终往往都积累成大问题，并最终被自己曾经推动过的改革车轮碾过。有的改革者甚至就是倒在自己大胆制定的反腐的一些具体制度面前，这种情形的确是令人痛心的。为什么就不能做一个纯洁的改革者？

　　路径依赖——无奈的选择

　　渐进式的改革并不是对旧体制“一步到位”的改造，我国仍处在新旧体制混合的“转型期”，所以，当一个人登上领导岗位，承担起改革大任时，他不可能一下子甩掉旧的权力关系框架和人际互动方式；相反，他要依赖旧的体制路径，在探索新体制的同时又为个人前途寻找发展空间。既然无法回避旧的体制，改革者就得向现实妥协，这是一种无奈但理性的选择。

　　在人与人的利益博弈中，任何人都不希望处于劣势。而“权力”作为一种资源也能作为一种“竞争”的筹码。当权力可以异化为私人工具而受不到限制时，权力迟早会被用作个人竞争的手段。

　　在现存的体制下，人事权、财权、事权大多集中在一个或几个领导者手里，其他人和单位除了依附于领导权力之外，似乎没有别的办法更有利于开展工作和谋求个人发展。所以其治下的各类干部对领导权力起不到监督的作用，这样的领导权容易变成家长制式的绝对权力。

　　毛泽东、邓小平早就发现我国领导体制存在着这一弊端：权力过分集中在领导者手中，领导者的权力大得有可能破坏法制，实行家长制的领导方式。毛泽东甚至认为，领导者破坏法制的事件不可能在英、法、美等国家发生。邓小平曾痛心疾首地指出，就是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受到这一体制性弊端的影响，使中国陷入了“十年浩劫”。也就是说，权力大得可以不受监督对领导者有一种体制性的腐蚀力。

　　积极深化改革的领导者也逃不出体制所决定的游戏规则的束缚，他为了保证自己不被“淘汰出局”，也可能机会主义地行事。如果以权谋私(腐败)对自己利大于弊，反之则不利，那他也会与腐败有染。谁希望在竞争中失败呢？河北省前国税局局长李真1996年上任后曾精心策划、组织了河北省税收征管体制的改革，在精简机构和人员、依法治税、大胆任用优秀年轻干部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使河北国税局从全国税务系统的老大难单位，变成全国税务系统的一面旗帜。但根据中纪委和监察部2001年12月的通报，我们发现，李真进国税局之前的经历中就有严重的腐败行为。他在担任河北省政府办公厅秘书，河北省委办公厅秘书、副主任，河北省国税局副局长、局长期间，先后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868万余元，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收受贵重物品等，共计折合人民币1015.09万元。李真为官之初对腐败深恶痛绝，但在权力的熏陶中他渐渐迷失，在国税局慷慨激昂、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时候，动机已经相当“实用”：一是用政绩换取升迁机会，二是利用权力大肆捞钱。李真首先是一个腐败者，然后才是一个改革者。李真集这两种角色于一身，我们能做何解释呢？他的腐败仅仅是因为他“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吗？

　　领导职务：高收益性与高风险性

　　在现存体制下，领导权力容易摆脱“集体领导”和“群众监督”，容易变成不受限制的权力，所以领导者在其权力辖区内能有效利用权力(包括借助和逾越法律)谋取个人在社会中的名、利、地位上的优势，也能用权力支配的一切资源换取仕途上的发展和他所希望得到的一切。所以领导职务具有“高收益性”，领导权力能换来巨大的个人收益。这种非客观化的权力之下肯定没有客观化的权力(或者法治化的权力)。非客观化的权力之间必然主要是以“私利”而不是“公利”或“法治”导向进行互动的。在这种情况下，行贿索贿，贪污受贿，“关系”重于“实绩”是官场交往中的常态，而铁面无私，秉公执法，则显得不近人情，成为另类，难以在官场立足；至于一门心思靠做实绩谋求仕途上发展的人，就更是贻笑大方。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要保持廉洁还真不容易。

　　所以，在反腐败运动“动真格”的时期，有领导者仓惶逃避任职的情形发生，因为在那个岗位上由不得你不腐败，领导职位让人补缺时，被任命者宁可逃避，也不敢受命。因为他知道在这些领导职位上会身不由己，很容易掉进腐败的泥坑，如果反腐败动真格的，那么，担任那个领导职务的风险就太大了。换言之，领导职务的诱人之时就是以权谋私有安全感时。

　　当以权谋私成为官员们的普遍行为方式时，即使某个领导者保持清廉，一尘不染，也难以激起普遍的仿效，并可能陷自己于不利。所以领导者“洁身自好”并不容易。赵士春曾任沈阳铁西国税分局副局长、局长和沈阳市税务局副局长，他在任这些年来所获得的奖状、奖章和证书装满了整整一大盒子，多次被铁西区和市局树为廉政勤政典型，铁西国税分局至今都是全系统乃至全国的“标兵单位”，这与他当年身体力行做出样子和主持制定了一整套“小立法”大有关系。但赵士春从1996年至2001年34笔受贿总计人民币44.7万元和美元4.5万元，以及折合人民币74972元和美元1100美元的物品5件的事实，赵尚有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人民币12.8万元和美元5.36万元，令人触目惊心。据赵士春讲，他从一个苦孩子到市国税局局长，的的确确是一步一个脚印干上来的，曾经“从来没有伸手要过，也主动挡过”，“更多的时候抹不开情面，在金钱和人情面前没有挺住，而自己还没有什么明显的察觉，日积月累，渐渐滑向深渊，由小变大，我的犯罪轨迹对很多领导干部都有借鉴意义。也许你们不信，我真的不恨纪检委和检察院，如果他们今天不抓我，过几年我不一定弄成个什么样子，到那时再抓我恐怕连求生的希望都没有了。”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领导权力对领导者的体制性腐蚀力。

　　权力不客观化，体制对腐败就没有预防功能，缺乏预防。而这种非客观化的权力关系结构容易导致公共权力部门的“集体腐败”以及国家权力与非法势力的勾结，使公共权力成为人民利益的对立物。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最大的特点是集体腐败，从市委书记到原副市长、海关关长、公安边防分局政委和局长等主要干部200多人卷入其中。令人震惊的是，前关长曹秀康就是多次通过党组的“组织程序”将走私犯“内定”的人提拔为海关官员，而不愿同流合污的海关官员也通过“组织程序”被一个一个清理出去。这是典型的权大于法，如果体制没有漏洞，这种“无法无天”事件就不可能发生。

　　安全感从何而来？

　　改革者们本应当将才智全力以赴于改革事业，而不是用来处理因体制弊端而导致的恶性的人际互动关系。但那么多领导改革的人在改革事业未竞，有待进一步深化之际，却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无规则游戏”(法律虚置的游戏)上，甚至因腐败获罪，这的确是一种体制性的尴尬和痛楚。

　　腐败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因为以权谋私仍能在官场的利益博弈中占据优势地位，而且胜算的概率或蒙混过关的可能性还相当的大。尽管“动真格”地反腐导致了领导职务的高风险性，但只要是运动式反腐，这个险就值得冒。这早已是历史的结论。

　　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强调：“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会有无限的希望。”

　　当一个改革者神气活现于领导位置上时，我们要反省，在体制及由体制带来的“游戏规则”下他有“安全感”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对未来尚不能盲目乐观。因为承担改革大任的领导者们尚不能“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只有将领导权力置于对等权力的独立监督之下，让党政领导者的录用受制于公民的自由投票权，领导者们才不得不服从法律，不得不“拒腐蚀，永不沾”。(摄影：杨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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