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济南市区出发，沿经十路一直向西，可以看到一个旁边仍有大片未开发空地的别墅小区——蓝石·大溪地，在当地属中高档住宅区。2012年8月的一天，江苏常州西南的大水牛市民农园董事长兼首席农夫程存旺接到了来自蓝石·大溪地开发商的电话，建议进行一项合作：在小区旁边建造一个社区农园——大溪地社区业主专享的农园，业主可以选择预订有机种植的蔬菜，或者自己亲手耕种。9月26日，双方正式签约，蓝石负责提供资金和土地。“我们只派三个人给他做咨询管理，包括CSA模式的搭建，种植安排，服务的标准。”程存旺介绍。

　　房地产商可谓是中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风向标之一：需要宽敞的保姆间吗？超大厨房到底多受欢迎？问他们便知道。现在，他们吐槽的新动向是： 中产阶级开始爱种菜了！

　　刘荣就是一个全职种菜的中产阶级，在南方都市报做了多年记者之后， 他决定辞职。他要逃离的不是一家公司，而是广州这座城市。2010年7月，有个朋友告诉他一块不错的地在出售。20多万元，在广州市区大约可以购置一个厨房， 他用这笔钱买下了60亩土地。然后建起了“萝卜擦擦就能吃、长着小小的土枇杷”的“小马驹农庄”(以下简称“小马驹”)，从此，他的孩子可以在4000平方米的大院子疯跑，追鸡追狗，爬树抓鸟。

　　在美国农夫眼里，有着数千年历史而仍生机勃勃的保护性耕作和有机农业，无疑代表着先进的农业模式；在中国农民眼中，大规模、机械化、高科技的农业才是现代化的正解。

　　一股出人意料的力量正在试图扭转中国农业向那个现代化农业梦想进发的脚步。他们租种土地，组建农庄，说服政府和行业协会，运用娴熟的商业技巧吸引有意愿接受昂贵的有机食品的消费者，利用这一利基吸引资本加入其中，小心翼翼地避免这场新农业运动再次陷入产能导向……这一外力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

　　恐慌挤压下的产业链

　　2012年，通州西集镇马坊村的郎叔遇到了人称“石掌柜”的石嫣。此时的石嫣正要离开她一手创办的社区支持农业项目“小毛驴市民农园”(以下简称“小毛驴”)，她的十来个朋友每人了 预付了5年共2.5万元的菜钱，凑了大概30万元，请她负责牵头， 做个小有机农场。“北京周边这些小有机农场，多数是这样开始的。”一群城市白领凑钱做个小农场，或者干脆自己投资二三十万元， 辞职当农民，这种被石嫣称为“中产阶级下乡”的做法成了近两年忽然兴起的社区支持农业(简称CSA)项目的主流力量。

　　中国的中产阶级绝不是第一批出于对食物安全的恐惧去亲眼看看下蛋的那只鸡，甚至决定把鸡养在院子里的群体。1965年， 日本的一群家庭主妇由于担心农药对于食物的污染，连市集都不再相信，直接与有机食品的农户达成协议，预付一年的费用， 农户必须按照要求种植健康的有机食品。在日文里，这个词叫做提携(Teikei)，这正是如今盛行的社区支持农业的起源。

　　社区支持农业、消费者合作社(CO-OP)、观光农业(Agri-tourism)……这些大多诞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词汇上映射着一群人的身影：被食品安全丑闻折磨得咬牙切齿、忍无可忍的中产阶级，薄有资产、智识专业的中产阶级，被称为“政治后卫、消费前锋”的中产阶级。

　　2008 年，三鹿奶粉丑闻触痛了中国中产阶级那根已经紧绷的神经，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开始介入农业潮流了。周而复始，众所周知的大品牌和散落各地的小商贩轮番证明人们日常所食多么不可信任。信任大公司？上市公司的化学添加能力果然卓越。回归路边摊？夫妻档小店的化学试验技巧一样熟练。看不清的产业链让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惶恐有增无减，超市、生鲜卖场、蔬菜市集相继爆出令人失望的丑闻。惶恐的蔓延和信任感的缺失终于凝聚起了一批有能力的中产阶级开始尝试向食物的生产链源头——农田——无限趋近。

　　只有亲眼所见才能信任，只有面对面的承诺才安心，极度缺乏信用的食物链条一再被拆散挤压，土地到餐桌之间短到只有一两个环节的“短链”农业模式，成为与有机种植相配套的“信任工程”。

　　中产——农场“生消者”

　　长沙的梁老师现在生活是这样安排的：他在河西一个渔场附近自己弄了块地，每到周末就开车过去刨刨弄弄。这块地梁老师已经打理快一年半了，“没多大，但收成不错，可以种点喜欢吃的蔬菜。”城市长大的梁老师，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在网络上找人求教种植经验。

　　梁老师这样的新农民正是石嫣的目标消费者之一。2010年，她选取了200位小毛驴的会员进行问卷调查，数据显示：65.03%的会员年纪在三字头，9成学历在大学本科以上，40.06%有硕士学历，平均家庭月收入约为2万元。这个中等收入群体被她视为社区农业模式，乃至有机农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2009年，师从“三农”问题学家温铁军的石嫣从美国回来后，和朋友们在北京凤凰岭下搭建起了中国第一个经营CSA模式的农场——“小毛驴市民农园”。石嫣并不向目标消费者解释什么是CSA，只是问：有个农场，你可以租来自己种，也可以预付款，定期给你提供蔬菜，有兴趣吗？

　　小毛驴的第一批客户来自北京北五环万科西山庭院小区的50户居民，有人想自己来种菜，有人没时间，但也想要健康安全的食物，小毛驴为此提供劳动份额(租地种植)或配送农场种植收获两种经营项目。

　　“办小毛驴的时候完全是实验心态。”作为在中国研究农业问题的知识学者，生态农业、有机种植早在2000年左右就摆上了议题。第一批被培训指导的目标人群是农户，2004-2005年，经过专家指导做生态种植的农民都遇到了一个问题：产品价格太高，卖不出去。此时并没有专门的有机菜蔬销售渠道，在通过传统渠道销售的时候，收购商不认可、消费者也不信任。

　　小毛驴的初衷就是想试一下，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对接，能否打通有机种植的链条。当时恰逢国内毒奶粉事件刚刚平息，小毛驴的会员吸纳发展得很快：三年左右的时间，种菜的会员有450户，订菜的达到600户，凤凰岭基地用于劳动份额的农园用地已经全部有了认领租种的会员。2012年，小毛驴又和海淀区柳林村新合作了一千多亩地，等待扩大规模。

　　近三年正是国内CSA的萌发阶段，国内按照“严格意义”上能称为CSA模式的80多家农场，按发起者身份进行分类可分为：土著派、市民派、公益派和餐厅派。土著派就是由“土生土长”的农户和合作社为主；市民派是由市民个体或者合伙作为生产主体发起，在国内的CSA农场中占绝大部分；由高校、科研院和NGO发起的这类不以盈利为首要目的的，可归为公益派；还有便是杭州龙井草堂、柳州爱农会等著名的有机餐厅为了给自家提供高品质的有机食材，自己建立维护的有机农户供应网络。

　　我该像家公司吗？

　　石嫣的一条微博，被圈子里的朋友瞬间转发：“今天有人说，在有机农业蒸蒸日上的今天，突然明白，那些20块钱一块的豆腐和150块一只所谓溜达鸡都是给高端人士享用的。从第一次从农夫市集到今天，那些曾经纯朴的东西，终究还是变了样，充满商业和利益的气息，那些土里自然生长的植物变成了噱头，变成了穷苦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吃食，到底是速成农业的伤还是扭曲的中国。”

　　做农场的朋友们在下面评论：即使卖20块钱豆腐和150块钱的一只鸡，我们其实也不赚钱，还在很艰苦的在做。

　　这条微博反映了很多中产阶级“下乡”做农业的纠结：由与出身中产阶级的缘故，大多数发起人或者农场主维护产业链上端——消费者利益的思维根深蒂固，但于此同时，他们又是这一链条的最下游——生产者，求发展，至少求存是他们的使命。作为消费者看来昂贵得离谱的蔬菜，自己种起来才发现纸箱汽油都是成本。面对十几元一斤的玉米，才发现原先坚信只吃有机饲料的鸡才是有机鸡，想法何其不切实际。

　　石嫣等社区支持农场主们的困惑则在于：是否应该向会员提供类似商业公司那样的服务？例如客户口味偏好不同，那么是否可以提供选择种类的服务？现在所有的货物都由农场自己的车子配送，一天数十户，什么时候送到什么时候算，这样对于客户签收、备菜必然很不方便，是否应该向客户提供指定时段的送货服务？

　　消费者的忍耐和妥协是对新生事物的善意理解，还是愿意为安全食物付出的代价？如果将服务提高到商业水准，增加的成本是否会压垮这些农场？

　　“以后的人工会越来越贵的，而想来种地的人越来越少。”在小毛驴的副总经理黄志友看来，城市人的介入虽能板正部分低效的农业体系，但如何吸引农民返乡，让农民从农业中得到真正的收益，才是中产阶级食品安全自救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