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胤

　　“勤快点儿能过日子，懒一点儿都不行。”说这话的是57岁的老李，他从自家院里抱起一捆干草，放在牛槽里，拍了拍手后走到屋门口，理了理用细布绳做成的腰带，把沾着牛粪的布鞋在台阶上蹭了蹭，又回头看了看牛圈。

　　牛圈连着客厅的墙，几头黑白花的荷斯坦牛就趴在窗户边的牛粪堆里打盹。红砖院墙外面是蓝天白云下辽阔的大草原，近处则是早春冰雪将化未化时被稀泥、牛粪、枯草包围的村庄。四下无人。

　　养牛村奶牛骤减

　　“这里地势高，水特别干净，草好，所以奶也好。”老李的黑色衬衫里面加了很厚的秋衣，显得有些臃肿，领口有些油亮，头发花白但整齐。1983年，27岁的他从贫穷的河北张家口老家来到了锡林郭勒盟的牧区，一晃就是30年。

　　欣康村是个移民村。2001年，北京沙尘暴的出现成为国家治理土地沙漠化的直接动因，此后，锡林郭勒盟提出“围封转移”战略，即通过围封禁牧、春季休牧、划区轮牧等措施，保护和恢复草原植被。截至2005年底，锡林郭勒盟9049户、40250人告别了原来生活的草原。也正是在那一年，老李带着生病的妻子，和其余近200户牧民告别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成为养牛基地的一员。

　　老李迁到欣康村后没多久，政府大力支持养牛，为村民买进口牛提供贷款，一头进口牛可贷款1.5万元。老李贷款3万元买了两头牛，他说当时政府还补贴了他1万元购牛款，他自己出了2万元左右。

　　当时养牛被当地政府视为快速致富、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类似“养5头牛、盖小楼，养10头牛，比牛根生还牛”的宣传用语家喻户晓。老李也住进了政府统一盖的院子，抚养大了一双儿女。

　　到2007年末，锡林郭勒盟奶牛存栏10.8万头，奶牛养殖户1.36万户，像欣康村这样的养殖小区，总共超过70个。当时，欣康村有超过3000头奶牛。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村里的奶农开始杀牛，3000多头牛迅速杀掉了一半，而眼下，全村仅有200多头牛了。

　　昔日以养牛为生的村庄，如今开始流行外出打工，变得“谁养牛谁头疼”。

　　“根本不挣钱。”村民王大姐说，一头牛一天挤70斤奶，一年最多挣五六千元，但买牛还得花钱，“好牛很贵，怎么也得1.5万元一头，养到赖牛就赔手里了。”

　　“饲料贵，不好的料不出奶。”王大姐说，不少村民都靠每月300元的低保度日，有些勤快的就出门打工了。

　　记者在欣康村看到，除了个别院子外面零零散散有几头奶牛在走动外，村民家里养得更多的——是羊。

　　“2008年后的这些年，这里的人生活还是比较困难，跟前几年没什么改变。”村民老张曾经想运营奶站，但从去年开始，他开始养羊了。

　　“牛奶检测标准多，卖不起价，现在牛羊肉价格就好多了。”老张说，虽然有些眷恋原来养奶牛的日子，但比起养奶牛，“养羊心里踏实多了”。

　　锡林浩特本地人无人不知欣康村，现在，大家仍把这里叫做“扶贫村”，这个村原本是内蒙古扶贫开发牧区移民的样板村，但现在则主要靠吃低保维持生计。

　　沉重的账本

　　老李是村里少数还坚持养牛的人。前几年，他从河北老家贷款买了4头牛，1.25万元/头，现在还了一半，剩下的一半还没着落。去年在锡林浩特市区上班的儿子说要处对象，得多几间房，老李就以1万元/头的价格把老牛卖了两头，现在加上4头两岁的小牛总共还有7头牛。

　　记者在老李家采访时，他拿出了一叠黄色牛皮纸的小登记表，每张表就是一个月，上面分日期记录着当天上午和下午各挤了多少奶。老李不识字，他说是奶站发的，随后他还拿出了几张出库单，这是他在奶站买饲料的记录。

　　这张出库单上写着“博瑞料”，每袋137元，一共买了10袋。老李领记者来到偏屋，从这100斤一袋的纤维袋里捧出一把褐色颗粒的奶牛补充料，说这不算好料，好一点的饲料一袋要超过140元。

　　随后老李来到放干草的小院里，他专门分了半个院子放捆好的干草。他告诉记者，一捆草料足秤的话是30斤，好草料每捆15元，次一些的每捆7~10元，虽然雨水充沛的年份，草料会便宜一些，但平均下来价格也在10~12元之间。

　　老李计算过，普通的料，产奶量在60斤左右的成年奶牛每天要喂25斤，好的料每天要喂20斤，除此之外，每天还得喂一捆草。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头牛一天要消费35~40元。

　　而奶可以卖多少钱呢？老李说，现在每天产奶70斤的牛全村都很少，一般一天出40斤奶左右，产奶期只有10个月。按现在卖给奶站每斤1.4元的价格，每头牛一年可以得到的奶款在1.68万元左右。而这样的成年奶牛一年要吃掉的饲料和草料钱接近1.3万元。

　　“最好的牛一年最多挣6000元左右，不好最多4000元。”老李算的这笔账，是按最高收益算的，他说，这其中没有算水电费，也没有算一头牛一年下来动辄几百元的医药费，也没有算给不能产奶的小牛犊以及怀孕奶牛喂的饲料草料。这样算下来，一年下来，奶农养牛的收入所剩无几。

　　在村里，老李算是公认的养牛收入较多的一户，大多数奶农不及他的收益。

　　被工业化改变的牧场

　　为了省饲料和草料钱，老李以往每天赶牛去草场放养。

　　他指着电厂的方向告诉记者，以前电厂的区域是政府开放可以放牧的地方，现在不让放了，离他家几公里外原本可以放牛的草地，现在也改建了煤矿。

　　现在一有空，老李就来回60~70里地，去很远的草场放牛，晚上去，放一夜，到天明才回家。他说，即便是那个地方，现在建了高速公路，草也不如以前高了。

　　3月6日，记者乘坐的出租车从锡林浩特城区驶出，经过外环，下了高速，行进在环绕着欣康村的水泥路上，这条村里唯一的水泥路是一条运煤专线，由于货车多且重，路面已经破损裂开，凹凸不平。

　　出租车颠簸之际，记者看到，前方刚好有一辆满载煤块的货车，车斗被颠得左右摆动，堆尖的煤块从车斗的两侧滑落，一路走，一路洒。而路上就有一名包着头巾的妇人跟在车后拿着麻袋拾起散落的煤块。

　　“现在这里煤矿大了，有人专门拾煤块补贴家用。”刘姓司机说，“原来这里养牛的多，现在不养牛了，条件也不怎么好，煤矿很受政府重视。”

　　与人们熟悉的鄂尔多斯、包头、赤峰等工业发达城市相比，锡林郭勒盟原本是一个工业相对落后的地方，前几年，煤矿、油田等被大量勘探出来，改变了这里的经济结构。

　　在锡林浩特“十一五”规划中，工业化被当地政府放在核心地位，能源工业、化学工业似乎承担着比奶牛养殖业更为重要的使命。在“十二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到：“坚持引进大企业、实施大项目、打造大基地，努力构建‘煤电油为基础，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产业体系’……抓住国家启动锡林郭勒能源基地和特高压建设前期工作的有利机遇，加快推动全市煤电一体化进程。”

　　而与草原相伴了30年的老李，现在的家和村里大部分村民一样，不再像牧区那样住蒙古包，院子很宽敞。老李家的客厅收拾得很干净，放着一台小彩电，假皮的沙发用旧床单垫了一层。

　　虽然老李现在的生活改善了不少，但负担也不轻，26岁的女儿和25岁的儿子都没有上过学，至今也没有成家，打工只够糊口，而最重的负担还是来自老伴。他从茶几下拿出一盒药说，这药50元/盒，治老伴的癫痫和心脏病，如果不吃药老伴就老往外面跑。

　　老李也想过去几十公里外的小型牧场，但是牧场要求把牛牵进去的同时，主人也要住进去。同村的奶农告诉老李，在那里每天活动范围很小，宿舍只有15平方米，自行解决伙食，而且，如果奶农牵去的牛较多，在结奶款时往往会拖欠。这让老李有些担心，他觉得不太划算，加上老伴没人照顾，便打消了念头。

　　“养牛的日子太辛苦了，可不养牛也不知道干啥。”记者离开前，老李送出来，又在牛圈边停下，指着其中一头牛用浓重的河北口音半自语似的说，“这个能吃，就是不长个，你看它瘦的……那个大家伙鬼得很，渴了自己会跑出来开闸放水喝，有一回出去放牧，我睡着了，它还跑来试探我睡着没有，还想领着牛群跑呢。”

　　“你看它多有心眼！”说着，老李把手里的一根干草高高扬起，比画着牛嗅他脸的样子，脑袋往后一仰，咧开嘴，露出两排漆黑的牙，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