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背景下，财政收入“一枝独秀”的景观令人触目。学界、业界乃至相当一部分官员由此呼吁，考虑到剔除价格因素后，中国上半年的出口、投资、消费实际增速均回落了10%左右，当下理应通过以减税为主的税收结构调整，助力消费、投资和进出口这三驾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从而为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注入强心剂。

　　但是，反对的声音同样令人关注。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刘尚希就提出，如果当前经济增速的下滑是政策主动调整的结果，那么当前企业困难的局面也是一个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机遇。“在活得很好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改革和调整，不能一出现困难就减税。”是否采取减税的政策要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进一步的评估之后才能作出判断。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通胀仍应是政策首先要考虑的因素。美国高盛公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认为，目前通胀的回落是在管制造成的价格扭曲下的增幅减缓，“如果通胀长时间维持高位，将最终‘拉下’经济增长。”

　　争论二：减税空间是否充裕？

　　财政逾万亿的盈余和税收30%以上的增长，使此前市场对上半年财政减收的担忧化为乌有。对于支持减税的人们来说，这两组数据无疑打开了中国减税的空间。

　　支持减税的专家普遍认为，上半年，财政收入完成了全年预算的59.52%，而财政支出仅相当于全年预算的37.64%。这说明，虽然上半年的经济不确定性增大，但在“稳健的财政政策”导向下财政收支状况并没有恶化；而大量的盈余下，下半年减税，以及增加对民生、基础设施、经济转型支出等措施，有了坚实的财政基础。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财政猛增仅是“虚假的繁荣”，中国财政收支正面临两头受压的困境。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白景明如此形容财政的现状：虽然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很快，但是财政支出增长更快，而且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7月8日财政部下发的通知印证了这一说法：今年以来由于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加大了财政支出压力。预计明年的支出压力较大，各部门要做好增收节支工作。此外，随着公共财政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提出，财政常规的支出也在大幅度增加。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研究员张培森说，支出压力加大已是现实，包括“三农”补贴、社会民生支出安排等都在大幅度增加：今年一到五月份，公共安全支出同比增加了2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加了41%，而环境保护的支出同比增加了98%。

　　就是对那两组财政和税收的数据也有另一种解释：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按照可比价计算，今年上半年税收实际增速为22.6%，增速同比下滑3.2%；财政总收入的实际增速同比下滑幅度更加明显，按现价计算，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的财政收入增速都是30%，而实际增速则出现了4.7个百分点的回落幅度。更重要的是，由于企业利润下滑和两税合并的影响逐渐显现，企业所得税的增幅开始出现回落，房地产税收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也出现了回落。

　　然而，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的观点颠覆了减税忧虑者的观点：如果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分享中国总收入的三大群体，那么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很显然，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如果把政府的国企利润和国有资产增值都包括进去，中国收入和财富在政府手中的集中度就更不得了，“这样的超收本来就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