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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出来的BIS
文 | 周彩霞
作为“央行的央行”，它超越国家和民族利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特权，成为20世纪30年代央行行长们的神秘集会之地。
1923年12月31日夜，一列火车停靠在伦敦市中心利物浦大街站。
一位身材颀长的日耳曼人走出车厢，他头发中分，留着精练的小胡子，目光犀利，衣领高而笔挺，走路姿态僵硬。他惊喜地发现，前来迎接的竟然是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而这位日耳曼人就是德国中央银行——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兼货币局长亚尔马·沙赫特。
沙赫特此行的目的是为德意志帝国银行新设的子银行——黄金贴现银行向英格兰银行请求帮助。在月台上，诺曼满面春风地拥抱了沙赫特：“我真心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仅经过一天的权衡，诺曼就答应了以5%的利率给予德国央行2500万美元贷款。沙赫特如愿以偿，而他与诺曼长达数十年的友谊也从此开启。更为重要的是，此举改变了世界对德国金融前景的判断，也打开了通向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融资大门。
一战后的欧洲经济凋敝，人口锐减。虽然《凡尔赛和约》规定英、法等国可以从德国得到战争赔偿，但同时也要偿还欠美国的高达103.4亿美元的战争债务。而战后的德国财力枯竭，根本无力支付高达1320亿金马克（合315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协约国赔款委员以美国银行家C.G.道威斯为主席，形成的道威斯计划遵循“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基本原则，试图用恢复德国经济的办法来保证德国偿付赔款。实际的操作是：美元从美国以贷款的形式流入德国，再以赔款的形式流入协约国，最后又以归还战债的形式流回美国，组成一个循环。1929年，德国声称财政濒临崩溃，无力实行道威斯计划。次年，道威斯计划被扬格计划取代，德国经济政策的决定权交还给柏林。1924年9月至1931年7月，德国从美、英等国得到的贷款约为210亿金马克（约合50亿美元），支付赔款110亿金马克（约合27亿美元），同期美国从各协约国收回了约20亿美元的战债本息。
鉴于当时脆弱的国际金融体系，在需要一家银行来管理德国赔款的问题上，美、英、法、德等国达成共识。“成立这样一家银行，能够促进战败国和战胜国之间的金融合作，谋求共同的利益，以增加双方之间的互信和理解，从而推动并确保和平。”沙赫特在海牙会议上的阐释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可。
诺曼和沙赫特，两位深谋远虑而又备受争议的银行家成为这一“伟大的发明”的主要设计者。在他们的构想中，这家新成立的银行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央行的清算所，持有央行的黄金，接受可兑换货币的存款。这些存款可以直接用于国际支付，而不必把黄金在各央行之间搬来搬去，也不需要在外汇市场上兑换成某个币种。新银行只提供财务管理，不介入任何政治也不受政治控制，它将是一个能让资本大规模流动的跨境金融体系，一部“永恒的货币机器”，一个“央行的央行”，以及一个中央银行家的“惬意俱乐部”。
1930年1月20日，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日本和瑞士政府签署文件，世界上最具特权且受到法律保护的银行——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得以创建，行址设在瑞士巴塞尔，交通便利，且恰好位于法德边境。
从表面上看，BIS是根据杨格计划成立的一家中立的银行，只负责拨付德国的战败赔款，作为受托人管理杨格计划下的贷款，推动德国履行国际偿债义务。但章程规定的BIS职责要宽泛得多：促进央行之间的合作，提供国际金融运作的额外设施，根据各方约定充当履行国际金融清算职责的受托人或代理人。实际上，这是一家超越国家和民族利益，拥有至高无上权力和特权的央行的央行。BIS成为20世纪30年代央行行长们的神秘集会之地，诺曼和沙赫特是其核心成员。沙赫特很愿意把BIS说成是“我的银行”。在BIS的帮助下，德国得以重建。
但遗憾的是，期望通过BIS来化解国际政治经济危机，实现持久和平的美好愿望并没有实现。二战期间，BIS成为德意志帝国银行的左膀右臂，帮助纳粹储藏抢掠来的黄金并为纳粹德国从事外汇交易。这既使它在战争期间能够获得生存，也成为难以洗刷的历史污点。
好在BIS有着令人惊叹的生命力，历经二战、布雷顿森林协定、冷战、IMF和世界银行创立，多次金融危机等环境剧变，BIS把握住了德国战后赔款、央行间清算、外汇储备管理、货币政策协调、监管标准制定等适应特定历史时期需要的核心业务，如曾在2003~2008年间任BIS总经理的马尔科姆·奈特所言，“目睹这家银行穿越历史轮回、历经沧海桑田而大获成功，同时又仍然保持其浓缩、柔韧而不受政治干预的本色，着实令人备感鼓舞。这家久经考验的银行已经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中流砥柱”。
（作者系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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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