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味的金融创新：黑龙江近百商户“被贷款”3.73亿

基金经理老鼠仓，说好保本变巨亏，买基金被坑请到【基金曝光台】！信用卡无故遭盗刷，银行存款变保险，理财被骗请猛戳【金融曝光台】！

　　变味的“金融创新”

　　黑龙江近百商户“被贷款”3.73亿

　　■本报记者 栗泽宇 北京报道

　　变故总是突如其来，让人没有防备，回顾它的发展又让人追悔莫及。

　　东北三江平原的农耕土地，至今仍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基地之一，这里也是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被称为“1+N模式”、“供应链金融”等创新金融模式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以金融创新服务农业生产。但事物的两面性也随即呈现，在这块普遍缺乏金融知识的地方，不良贷款路径的出现也让传统农业生产者负债累累。

　　“1+N模式”，本为通过核心企业“1”的信誉帮助中小企业“N”快速发展，这本是一项不错的金融创新，但在黑龙江省发生的一起借贷事件中，90户基层化肥供应商却因为黑龙江神农农业生产资料连锁有限公司的倒塌而面临银行的追债。

　　突生变故

　　王宁（化名）一家在黑龙江省某市经营着一家化肥经销店，十几年来的诚信经营，让他们在当地过着相对富足的生活。随着孩子完成学业开始独自为梦想打拼，王宁夫妇也准备开始安享晚年。却未曾想到，一场空前的危机正悄然降临到他们身边。

　　黑龙江神农农业生产资料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农公司”）是王宁多年来的合作伙伴，十几年前从王宁一家开始从事化肥经销生意开始，便与其合作。

　　大约5年前，神农公司的业务员主动找到王宁，向他们推荐“1+N模式”贷款，彼时这种金融创新模式刚刚开始在全国兴起。这种贷款模式以一家企业为核心，通过核心企业的信誉担保，可以帮助与其业务相关的中小企业快速发展。

　　“你们从银行贷款，神农公司给你们做担保，比你们现在能多进很多货。”王宁向《华夏时报》记者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表示，扩大经营规模的确打动了他们，在看到周围已经有一些经销商从中获利后，王宁也选择了加入神农公司提出的“1+N模式”贷款。

　　“过去几年一直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我们也觉得挺好，谁知道今年突然出了问题。”王宁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在她与神农公司、放款银行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坊支行（以下简称哈尔滨银行香坊支行）、黑龙江省科力科技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力公司）等多方签订的这份贷款协议上，其本人并没有什么资金操作。“银行把钱打到我们账上，我们是动不了的，会直接转给神农公司，作为我们从他们那里进化肥的资金，他们拿到钱之后直接给我们发货，我们卖完的钱再去结账，至于利息怎么算、贷款怎么还之类的我们并不知道，都应该是神农公司在操作。”王宁说。

　　过去从未出现问题的“1+N”贷款今年突生变故。今年8月，王宁接到哈尔滨银行香坊支行的催款通知，此时她才得知神农公司已经断供贷款，债务已经落到了他的头上。

　　与王宁同时收到哈尔滨银行香坊支行催款的经销商在黑龙江共有90余家，涉及总金额3.73亿元。其中依兰县农用生产资料销售中心法人张福涉案金额最大，金额高达1000万元。

　　“这个数字足以压垮我们这样的小企业。”张福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我们这90家小企业，全都是最基层的化肥经销商，每一家都承受不起这笔钱。”

　　8月收到银行通知的90余家商户还未来得及做出更多反应，神农公司便再生变故。9月，神农公司法人代表王彦飞被警方带走。

　　神农公司人去楼空

　　多位经销商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参与“1+N模式”贷款并非第一年，此前并未出现相同问题，但在2016年却明显感觉到了不同。

　　“我往年申请的额度也就是四五百万，今年我自己填的是600万，但是最后贷款下来我才知道，在我和我们公司财务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贷款金额被神农公司单方面改成了1000万。”张福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其实今年我本来不想再参与贷款了，但在对方的一再劝说下，考虑到毕竟与神农公司合作这么多年，最后还是参与了，没想到他们最后还私改了贷款金额，最后闹成这个样子。”

　　事实上，让张福、王宁等人感到不安的事情在过去一年中时有发生。

　　“我们今年以来就没有收到过神农公司提供的化肥，去找他们要，他们公司的人却告诉我们说贷款是银行给他们的，跟我们没关系，让我们拿现金直接去提货，这跟往年明显不同。”王宁说，“今年3月，我们把神农公司拒绝提供化肥的情况反馈给了哈尔滨银行香坊支行，但也没什么用。出事之后我们去查才发现，从今年4月11日到7月19日之间，香坊支行向神农公司支付了1.24亿的贷款。”

　　张福向《华夏时报》记者提供的一份录音显示，在王彦飞被带走后，他们在现场向科力公司提出质疑，询问担保依据时，科力公司负责人给出的回应是“神农用信誉担保”。

　　11月末，神农公司及其相关公司神农科技集团位于哈尔滨的总部人去楼空，两层楼的办公室内空无一人。多位曾参与该笔贷款的业务人员均表示已经离职，且无一人愿就此事多言。

　　资本游戏惹的祸？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王彦飞曾经的合伙人透露，王彦飞2003年注册神农公司，从事化肥经销生意，十余年来口碑尚佳。

　　“他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最近几年沉迷于资本游戏。”该人士透露，“有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他在七台河市勃利县买了一个几乎报废的化肥厂，花了一个多亿，却没有什么生产能力。他的目的是包装自己的神农公司，达到上市的目的。可能是上市这条路的难度超过了他的能力范围，来回来去的融资，却一直在做拆了东墙补西墙的事，最后资金链断裂出了问题。”

　　该人士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王彦飞与北大荒集团、江苏恒盛集团等知名农业企业均有股权方面的往来，但该人士拒绝透露具体信息。

　　“老老实实做化肥经销商哪来这么多钱倒腾股权？他最近几年做的事情就是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去倒腾贷款，如今窟窿堵不住了。很明显这90多户经销商是被王彦飞当最后的融资工具用了，至于科力公司和银行的风控是怎么做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该人士说。

　　《华夏时报》记者致电科力公司时，分管相关业务的梁姓负责人仅表示“这件事我们正在处理”，随后便挂断电话。

　　而哈尔滨银行香坊支行相关业务负责人李龙则表示：“我是后来接手这项业务的，不了解情况，也不便接受采访。”

　　张福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如今涉事90余商户得到的处理意见是继续贷款。“科力公司和哈尔滨银行香坊支行想让我们再贷款，把之前的贷款还上。但是我们这些商户的意见很统一，我们不可能再去贷一笔合法的款，去给这笔非法的贷款填窟窿。”

　　如果自然保护区没了保护对象

　　生态保护应与地方经济发展协调一致

　　■本报记者 马维辉 北京报道

　　没有了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还能叫自然保护区吗？

　　2016年上半年，环保部对全国所有44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了2013-2015年人类活动遥感监测。监测发现，2015年，44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人类活动，其中33个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影响剧烈，89个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影响明显，一些自然保护区的价值和功能受到损害，个别自然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象已大幅减少甚至消失。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朝霞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自然保护区是生态系统中特别重要的生态空间，而生态系统一旦崩溃，往往不可逆转，乃至最终危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违规开发普遍

　　干枯发黄的杂草丛中，露出一块满是灰尘的界碑，上面写着“核心区”3个字，证明这里曾经是鄂尔多斯遗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1月12日，中央第一环保督察组向内蒙古自治区反馈督察情况时表示，该区自然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开发问题仍然多见。而89个国家和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中，有41个存在违法违规情况，遗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已基本丧失。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告诉《华夏时报》记者，由于管理不到位，对自然保护区的破坏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内普遍存在采矿、耕种、偷猎、放牧、采摘，以及旅游开发等问题。

　　11月，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组陆续向各省区反馈情况，结果也显示，首轮被督察的8个省区都存在自然保护区内违规开发的现象。

　　在云南，牛栏江流域是省内重点保护的调水水源区。但是，2013年11月和2014年7月，昆明市却违反《云南省牛栏江保护条例》，批准云南安一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在牛栏江流域的重点污染控制区建成了5万吨/年的草甘膦原药及其配套装置。

　　在黑龙江，大庆市杜尔伯特县将湿地谎称为既有耕地，向上级申报在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实施开发项目，结果造成保护区内上万亩湿地被毁。

　　违规采矿现象也非常普遍。在内蒙古，自治区有关职能部门违规在自然保护区内办理采矿证，甚至直到2015年5月十部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涉及自然保护区开发建设活动监督管理的通知》后，相关部门仍对甘草保护区25宗采矿权进行审批续证。

　　经济利益冲动

　　在杨朝霞看来，自然保护区遭到破坏，根本原因是地方的发展冲动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

　　“我们国家人多地少，而地方发展总是需要土地的。《土地管理法》将土地分为三大类：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其中农用地的保护力度最大，有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基本农田保护制度、耕地保护红线制度、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等。而自然保护区绝大多数则属于未利用地，对它的保护力度就偏弱了。”杨朝霞表示。

　　解焱也表示，耕地的管理相对简单一点，划好耕地红线，基本不需要安排专人值守；而自然保护区则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因为里面有很多资源，如果没人管的话就会遭到破坏，所以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比耕地复杂很多。

　　例如，有些自然保护区地下存在煤炭、石油等资源，虽然按照法律规定不允许进行开发，但是法律规定的罚款非常低，无法抵挡经济利益的巨大吸引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对自然保护区造成破坏的，可以处以3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杨朝霞表示，这样的违法成本太低，无法让违法者收手。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各地纷纷申请缩减自然保护区面积。从2005年起，为保证煤炭工业的发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先后数次调减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面积，从1.8万多平方公里缩减到1.28万平方公里。

　　“有些地方不愿意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认为约束太严格，捆住了地方发展手脚。”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教授陈家宽表示。

　　杨朝霞认为，自然保护区确实会对当地经济发展造成一些限制，而国家对于这些地区的生态保护补偿又不到位，这对保护区内的百姓其实是不公平的。在管理上，应该健全补血或造血机制，要么给钱，要么给政策，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管理亟待提高

　　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薛达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然保护区被蚕食，与其类型单一、规划先天不足也有关。国外的自然保护地分为几大类型，有的绝对封闭保护，有的则可以进行旅游开发等活动，而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则缺乏认真的规划设计。

　　杨朝霞也认为，自然保护区应该分类管理，不能一刀切，有些地方可以搞旅游，让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协调一致。

　　不过，即使是在科学化、类型化地进行分类、分区、分级管理之后，还是会有需要严格保护的区域。而对于这部分区域，现有的立法和行政管理的力度还远远不够。

　　在立法方面，虽然有一部专门的自然保护区条例，但它只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而且还是1994年制定的，至今尚未修改；《环境保护法》中关于生态保护的规定只有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等几条，比较抽象，缺乏可操作性；湿地保护条例直到现在还没有制定出来，《野生动物保护法》未能全面站在生态多样性保护的高度；《森林法（2016年修改征求意见稿）》也没有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制度设计。

　　“法国最新通过了专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并在新修订的民法典中规定了关于生态损害修复、赔偿及其诉讼的专门制度，值得我国借鉴。”杨朝霞表示。

　　行政管理方面，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很多都是事业单位，执法权威和执法手段有限，其他诸如资金、设备、交通工具等方面的配置也不足。杨朝霞建议，国家应成立专门的生态建设部，对生态保护和建设问题进行统一监督管理。

　　以鄱阳湖银鱼产卵场省级自然保护区为例，按理说水利部门批准挖砂，至少要经过保护区管理部门同意，而且要走环评程序，可实际上却未形成约束，结果造成3个采砂区有6.82平方公里位于鄱阳湖银鱼产卵场省级自然保护区内。

　　“地方政府不重视，缺乏资金，管理机构人员数量和素质不足，导致自然保护区的管理非常弱。”解焱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