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溥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从2007年的14.2%降至2008、2009年的9.6%、9.2%，再降至近两年的7.7%。尽管2014年还可能略微下降，但是，可以看出，经过宏观经济当局的努力，我国经济增长率正在向7.5%左右的新水平收敛，逐步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

　　今后数年，将经济增长率稳定在7.5%左右，意义重大。首先，它是在2020年之际实现人均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基础；其次，它是保障社会经济稳定从而顺利推进各项深化改革措施的必要前提条件之一；第三，它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初战告捷，改革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

　　然而，尽管近两年经济增长率已经趋于稳定在7.5%的水平上，但是基础却不太牢固。这两年来，从年初开始，季度经济增长率都呈递减趋势，到了年中，采取措施之后，才再度回升，最后得以实现7.7%的年度增长率。为了实现这一增长，政府及国有投资在下半年都较大幅度地回升，全社会融资规模扩张较快，但是，单位投资所能拉动的经济增长率却日益下降了。

　　这说明，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目前并不牢固，基本上还是既有体制下的潜在增长率及效率不断衰减与政府主导型投资相机刺激结合的产物。因此，必须重视构筑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

　　显然，今后数年，形成稳定增长牢固基础的关键之一在于如何有效地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欧美经济正在恢复。IMF今年1月份预计，2014年，美国将增长2.8%，欧元区为1.0%，2015年美国将增长3.0%，欧元区为1.4%。但是，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国内工资水平上升，使我们对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不宜寄过高期望。

　　其次，国内居民消费。尽管2012和2013年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都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但是，2012年，最终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仅为55%，比2011年下降了1.5个百分点，2013年更进一步降至50.0%，比上年又下降了5个百分点。长期以来的居民消费不振提醒我们：居民消费倾向具有较强的惯性，在短期内，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是难以大幅提高的。

　　情况未能根本改观之前，维持一定的投资增长率，大约在18%-20%，可能是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手段。2012、2013两年7.7%的增长率基本上是依靠下半年的政府投资增长弥补了民间投资不足得以实现的。

　　然而，政府投资以公共基础设施及非生产性项目为主，如果过多地依靠政府投资保增长，势必扭曲投资结构，降低全社会的资金使用效率及资本产出率，有可能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导致政府资源占比过高，不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保增长需要一定的投资增长，然而，政府投资却不能继续扩大，甚至必须降低它在社会总投资中的占比，显然，实现稳定增长的关键是：由市场决定的民间投资能否扩大。它既是今后数年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同时也是旧体制、旧机制逐渐退出，新体制、新机制逐渐形成的一个指示器，更是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奠定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稳定增长坚实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