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郭建杭孙磊

　　37岁的李翰笙终于迎来了离开北京的一天，好几个朋友前来送行，情深处潸然泪下。

　　李翰笙大学毕业22岁来到北京，经过各种艰苦与付出，如今也娶妻生子。但是这些年李翰笙的收入没有跑赢通胀，更没有跑赢房价。错过了前几年买房机会的他，如今在房租、孩子入学赞助费面前，越来越力不从心。15年来，他渺小的青春融进了这座莫大的城市，消失得无踪无影，未来却是一座座看得见的高峰。酝酿了一年后，李翰笙决定举家离开北京，回到老家湖北的一座小城。在那里，虽然收入不高，但是不用买房，而且生活费用相对低廉。

　　类似李翰笙的例子几乎每天都在北、上、广上演，他们为成为中产而打拼，与中产擦肩而过，甚至已经成为中产，但是在城市生活的巨大压力下，他们的生活并不轻松，甚至难以维系。

　　能在大城市靠自己打拼成为中产的，可谓都是精英。只是“精英”这两个字后面，有太多说不出的付出与艰辛。

　　城市的繁华不会因为个别人的离开而失色，依然有大量的外地人口怀着仰慕大都市的心情涌入，滚滚的进城大潮还将掀起一股股的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给中产带来的，有机遇，更有压力和不确定性。对于一些中产来说，城镇化可能是他们迈向富裕的一座桥梁，但也会成为压弯某些中产的最后一根稻草。

　　外表有多华丽，内心就有多大压力

　　“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阶层，这种中间地位也最能使人幸福。他们既不必像下层大众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而生活依旧无着落；也不会像那些上层人物因骄奢淫逸、野心勃勃和相互倾轧而弄得心力交瘁。”

　　这是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扬帆远行之前，父亲苦口婆心的劝说之辞，希望他能安分守己成为一名中产。

　　一线城市的中产给人的印象是华丽的，他们住着宽敞舒适的住宅、有着不错的汽车，孩子上着排名前列的学校，太太还有可能是在家全职的。在这华丽的外表之下，是中产们已经来到城市打拼多年，他们的财富积累，或者依靠自己的专业技能，或者依靠人口红利，或是房地产价格暴涨，同时，他们已经或者即将步入中年，作为家里的经济顶梁柱，他们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经济压力。

　　如果用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微博]的三个衡量标准(房贷造成你很大的生活压力吗？你是否不敢结婚、或是不打算生儿育女？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让你忧心忡忡吗？)或许很少有中产可以轻松地回答。

　　作为依靠劳动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他们怀抱着不菲的资产，享受着城市建设带来的好处，并且希望这些好处能够持续或是提高。不过城镇化也会给他们带来变数。

　　城市之外，还有3亿人等着进城，就是在城市之内，也还有2亿多流动人口，他们一样希望获得只有城市户籍居民才可以获取的福利。

　　有学者研究发现，每增加一个城市户籍人口，城市付出的代价约为10万元。大批外地人口的到来，挤占了有限的城市资源和财政收入。真正的有钱人可以通过移民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生活、教育、医疗、

　　养老的最好资源。而中产们则能省则省，多还是抱着花小钱办大事的心态，需要和这些外来者“争抢”资源。换句话说，中产们努力“踮起脚尖”成为富人，而一旦“蹲下”，就是穷人。

　　买房不能早：城市太大，选择太多

　　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中产们的“购房信仰”都是一样的，他们执着地想购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在西方，中产家庭要有一套郊区别墅；在日本，35岁之后的生活要加入房贷预算。

　　中国一线城市的中产们买房的代价是：父母的积蓄支援、每月的大额房贷、不敢失业与生病，家庭的现金流虽然宽裕，但是也容不得自己乱来(例如裸辞旅行)。城镇化之下，看似更多的人进入城市，会带来房价的上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对于新发展起来的小城市，如果不考虑之前积累的房价泡沫因素，房价的上涨难以避免，但是对于一线城市，不仅是上涨或下跌那么简单。

　　以北京为例，高房价的挤出效应，已经使得不少人选择去郊区乃至河北居住，这是一种被动的选择，毕竟谁都知道住在市区的医疗、教育条件会比郊区好很多。于是，越是市中心的位置，有好学校与医院的地方，房价越是高。但是一旦环绕着北京城的卫星城建立起来后，人们会多出许多新的选择。一方面是一些公司出于成本的考虑，会搬迁至卫星城，还没有买房的员工自然会选择卫星城居住；另一方面，对于单位在市区的员工，如果住在卫星城能节约不少的房租或者购房费用，同时交通又很便捷，选择在卫星城买房的人就会增加。

　　以北京的密云县为例，原本是一个远郊区，很少有市区的上班族入住，但是几年后开通的高铁，1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北京市区。同是在朝阳区的CBD上班，住在密云不会比住在海淀多用多少上班时间，密云的房价却比海淀低了好多。当更多方便居住的卫星城出现后，住在市区就不再是最佳选择，虽然这时候的市区交通可能会好很多。

　　不过也有发展太过超前的卫星城，典型的如京津新城。这是一个距离北京100多公里的卫星城，打出的口号是坐高铁19分钟抵达长安街，早在2006年就获批开建。但到现在，因为高铁没有开通，距离北京又比较远，所以大量的房子没人入住，配套设施更是不齐全，甚至被称为“鬼城”。

　　卫星城发展起来也有麻烦，比如在密云买房，单位却搬迁到了香河，交通成本大增。所以对于居住在大型城市圈里的人来说，过早地买房会不太现实。更多是要等到工作稳定乃至定型后，再选择一个地方安定下来。

　　新人辈出，中产成产业升级牺牲品？

　　如果登录台湾省的招聘网站，会发现在台北这个城镇化率很高的地区，一个普通行政或者财务的薪水只有区区几千元(折合成人民币)，虽然和大陆相差不多，但是台湾的房价和物价与大陆却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知识分子在台湾并非不受重视，而是由于接受大学教育几乎成了一种常态，这使得一些如财务、行政之类的专业门槛不高的职位，其收入和在台北夜市卖小吃的收入差不太多。每年大量的毕业生涌入人才市场，这使得在许多行业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人，也很难有高收入，毕竟廉价的毕业生的薪水已经成了一个标尺。

　　台湾在高城镇化率的同时，其产业并未出现同比例的提升，除了IT业有一定的领先优势外，台湾值得称道的产业并不多。这使得除了台北之外，其他城市的就业机会也不算多。很多行业的薪水10年未涨，倒是房价一路飙升，使得租房不得不成为一种常态。

　　台湾走过的路，给所有人以警示：城镇化更多是产业升级与发展的一种表象。产业升级的失败，会直接导致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下滑。尤其是大陆的产业发展中，产业雷同和产业过剩的问题十分明显，产业升级已经不是自我提高，而是逼上梁山。

　　中产理应是产业升级转型的领军者。但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中产都能担此重任。一方面，之前单纯依靠人口红利致富的中产，可能不再像之前那样轻松获取不错的收入；另一方面，不能够适应或者掌握新的专业与管理能力的中产，将会被新人淘汰。城镇化涌入的大量劳动力，对于现有的上班族，将会构成不小的就业压力。

　　过去几十年，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成为中产，但是未来，接受过优质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不错的专业素养以及低廉的价格，成为拉低中产收入的重要因素。

　　现在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不少保姆、技术工人超越，如果中产者不能迎难而上，提高职场竞争力，高收入可能难保。

　　与高收入、高压力形影不离的是抑郁症。

　　在强压之下，以单个小家庭为主体的中产，能够排解压力的渠道却不多。有调查显示，中国70%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虽然马上有专家故作轻松地吹着口哨说“抑郁只当它是个感冒”，但抑郁到跳楼自杀的人学历却越来越高，身份越来越“中产”。

　　在大城市的建设中，中产的角色更像是螺丝钉，而且是随时都能被替换的螺丝钉。

　　“陌生人”城市的高成本：活一辈子好贵

　　城镇化大潮之下，一个个“陌生人”城市建立起来。

　　所谓“陌生人”城市很好理解，每个人离开家乡来到城市，最难带来的就是老家那种以血缘为纽带、可以娱乐互助的亲朋好友关系网。大城市中，多数人的人脉是由同学同事组成，邻居不认识，亲戚太少，走在大街上几乎不用担心被认出来。

　　在“陌生人”城市中，有生活需求就不得不求助陌生人，也就都与钱相挂钩。在老家，孩子可以由父母帮忙照看，城市里就要花高价找保姆；老家里自行车坏了可以找爱动手的表哥帮忙，城市里就得找明码标价的修车铺；在老家生病住院了钱不够，叫来亲友就能帮忙垫付，但城市里最好是先买大病保险，同学、同事即使来看望，也多是锦上添花，起不了多大作用。

　　这种“陌生人”社会性结构使得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快速攀升。典型的是结婚和养孩子。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聚在一起，结成家庭之后，传统来自家族亲友的舆论道德压力会大幅减少。同时越多的人聚在一起，出轨的机会就会越多。即使出轨露馅，因为熟人不多，面子成本也低。而且在大城市巨大的生活压力下，价值观容易扭曲，越来越多的女孩喜欢找大叔结婚，能少奋斗几年过上好日子的因素必在其考虑之中。

　　诸多因素使得大城市的崛起也带来离婚率的上升。而离婚率上升会带来社会、家庭运作的高成本。且不谈结婚如今已经很贵，离婚涉及的各种财产分割、家庭重组，价格会更昂贵。

　　大城市中养孩子的成本之高也是有目共睹的。

　　孩子上名校，要付出的最大成本就是一套学区房。城市建筑可以快速扩建，但是有口碑的好学校的建设需要时间的沉淀，更重要的是，一旦高考录取政策对外省市户籍学生开放，考学的竞争压力会急速上升，这会使得名校资源更加抢手。中产们要么考虑将孩子送到国外求学，要么在大城市争取优秀的教育资源，别无他法。

　　超大型城市群中，因为居住地的不确定和养孩子的压力，迟结婚甚至不结婚的人数会明显增加。

　　至于敏感的养老问题，更多并非自己能掌控。因为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大量的资金投入是政府必须要做的事情，伴随着大量的新资金，通胀率很难控制在较低水平上。未来几十年的通胀率直接决定了每个人的养老质量。

　　城市选择学：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城

　　如今的城市选择看起来比较简单，要么是去一线城市，要么是回老家或者附近的较大城市，非此即彼。但城镇化繁荣之后，这道选择题会越来越难。

　　刘希已经开始面临这样的选择。2003年毕业后就来上海工作的刘希对现在的生活环境已经很熟悉，但是高房价使得自己换大房子养孩子的梦想很难实现，这时候吴江进入了他的视野。吴江市与上海市青浦区相连，距离上海不远，规划中还有城际铁路与上海相连，房价却远低于上海。更重要的是，做光电缆行业工作的刘希能在吴江找到不错的工作，光电缆是吴江的重点发展产业之一(还有丝绸纺织、电子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业等)，收入也不会比上海低太多。只要刘希迁到吴江，几乎可以一步迈入“舒适型”的中产阶级行列。

　　类似的选择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城市中产的生活中，对于准备进城工作的外来者同样也是新的选择。

　　过去国内新兴的城市，除了经济特区便是能源型城市，典型如深圳、大庆、鄂尔多斯，但未来的城市会更多打上产业的标签。除了像吴江这样围绕着大城市新建的卫星城市，有产业兴起的其他城市，一样会成为中产们的新选择。

　　面对各具特色的城市，一旦选择了并不适合自己的，可能就会出现文章开头的一幕。不过李翰笙离开北京更多是无奈之举，未来选择离开，更多是奔赴下一个期望之地。

　　如今在北、上、广、深养老的成本不可谓不高，高耸的房价、拥挤的交通、污浊的空气，也就还有优质的医疗条件让人留恋。真正的城镇化繁荣之后，养老便有了更多的选择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