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上海炒房人的奋斗史 在磨难中一步步成长(4)

　　疯狂的年代

　　在阿华满怀惆怅地来往于家和技校之间时，1992年1月，一种叫做“股票认购证”的新鲜玩意走俏上海滩，为它疯狂的人不下百万，其中一部分人因此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到了当年的6月，自发性的“全民炒股”热潮，已经蔓延到浦江两岸。认购证从30元一 张涨到4000到8000元一张。

　　股票迅速拥有了绝代佳人般的魅力，无数人为她神魂颠倒、寝食难安。

　　一位买卖股票成为亿万富翁的股民甚至动情地说：“买股票吧，它是你如胶似漆的妻子！”

　　据说最红火的时候，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各路神仙”到体改委、证券委争抢额度。而到认购证发行的时候，万人空巷，人山人海，几天几夜排队抢购，蔚为壮观。

　　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记忆里，那可算得上是一段流金岁月。

　　中国迅速出现一支规模庞大的炒股者队伍，这样的疯狂在6年后依然余波荡漾。

　　1998年的秋天，刘伟就站在这样的队伍里。

　　“头天晚上，下班以后就过去排队，排一晚上。我们3个人轮班，谁累了就在中间休息一会儿。”感谢当时的季节，还没到冬天，省去了带棉被这样的烦琐装备，只需要把衣服穿多点。“当时很疯狂。”刘伟回忆说。

　　1992年上海的股疯，和海南的房地产泡沫几乎同时发生。

　　最令人心惊而又痴迷的“一夜暴富”神话，在海南反复真实地上演：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在“炒地皮”，房地产项目在合同上、皮包里“拔地而起”。两年内，海南新增房地产开发企业2万多家，占全国此类企业中的近六成。

　　五花八门的海南神话漫天流传，最经典的一个是，一个从外地来海口打工的农民，身无分文，某天他偶然睡在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大门口，早上醒来，他身后排着长长的一溜人。这个民工卖掉自己的位置，价值7万块钱。

　　那一年，后来在北京声名大噪的潘石屹也在海南。他的公司一共6个合伙人，其中的4个在海口的北方大厦开了一个会。后来潘石屹回忆，当时与他在一起的冯仑说：“海南的房子炒得有点过火了，形势不妙，我们该收场了。北方地盘大，有发展空间，我们得去占个先。”潘石屹于是转战北京。

　　潘石屹实在幸运，这无意中使他躲避了后来海南房地产的崩盘。

　　泡沫的杀伤力，从此深深烙刻到了所有中国人心里。

　　但当时，上海人还不曾想到十几年后他们也会陷入房产泡沫的争论中。那时离1999年商品房的流行还有7年，即使距离1998年的“福利分房末班车”苦恼也还有6年的时间。

　　1994年，上海曾大张旗鼓地鼓励购买商品房，推出购房获蓝印户口的规定，在上海市投资、购买商品住宅或者被该市单位聘用的外省市来沪人员，只要符合条件，可获蓝印户口，在孩子入托、入学，申领营业执照，安装煤气、电话等方面享受和上海市民同等待遇。

　　蓝印户口政策的推行，后来被评价为“对推动房产市场繁荣，促进该市商品住宅的建设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当时，阿华正在为自己的服装店折腾。他起早贪黑，又拿出了“火凤凰”的精神。

　　阿华技校毕业后到了上海冰箱机压缩股份有限公司，一个效益不错的企业；1993年，阿华离开；他只在单位干了半年。

　　此后，他学过调酒、理发，后来做起服装生意。他自己也承认自己做得不够投入，一年下来也就赚了2万元。

　　阿华依然延续着住阳台的日子，他的“房子梦”离实现还遥远。

　　但是，经营服装店成了他在商业活动上的开端。

　　阿华后来投身广告业，成了业务员。两年半后，他成立了自己的小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如今的太太。

　　市场化的深入，终于使住房商品化逐渐变得顺理成章。1999年过后，居民成为住房市场的消费主体，个人购房比例达到80%；城镇住房的产权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住房自有率约为70%。“商品房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动力。

　　这样的推动，使上海房地产在2000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升温。但谁也没想到，上海房地产市场的疯狂，直逼1992年的“股疯”。

　　从2002年至2004年，上海房价以每年二成的速度疯涨。温州炒房团大规模进驻，上海本地人更是不相让，街头巷尾，买房成为人们最关心的话题。街上最多的门脸，也是房地产中介公司，三五步就一家。

　　著名作家池莉在《上海的现实主义》一文中曾做如下感慨：

　　“也许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玄乎劲，让上海人嗅出了一种难以把握的不安稳，于是家家户户都在盘算并行动：如何小房换大房、如何大房换别墅、如何买头期开盘房、如何按揭买房出租还贷；今后任你风雨飘摇，房子总归屹立在上海的大地上，上海总归是中国最繁华的大城市，保值升值绝无问题。上海的房是一个硬道理。”

　　上海官方统计，2004年上海住宅商品房价格上涨了14.6%，至每平方米6385元的高位。在投资性购房比例的指标方面，2004年上半年上海投资性购房的比例为16.6%，而国际上通行的警戒线是10%。

　　人们显然没忘记1992年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惨痛教训。从这个角度看，时至今日，各项政策为上海房地产火速降温，也该在预料之中——谁都不愿意看到，海南泡沫破裂再一次上演。

　　这其中，包括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2004年10月，他发表《上海房地产是一个泡沫》的研究报告，在当时被多数学者嗤之以鼻。但仅仅半年后，这个个头儿不高、操着一口吴侬软语的上海人由于预言被验证而挺直了腰杆。

　　和谢国忠“英雄所见略同”的还有季宝红。后者是上海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2005年4月，他在办公室里回忆1年半前的情景，为自己当时的准确预测而颇为得意。在2003年11月25日，季宝红应邀在复旦大学做了个演讲，提出上海房地产2004年上半年会出现拐点。

　　“其实上海丧失了调控房地产的最佳时机，”季宝红说，“我认为最佳时机是去年5月，因为中央的调控政府是在去年5月出台。”

　　在季宝红看来，那时上海市政府还有点举棋不定，因为从1998年以后，上海市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好不容易才把上海房价提升到与城市地位相匹配的程度。

　　季宝红说的这些政策，其中最关键的是1998年出台的购房退税政策。

　　这项政策是上海顶住争议实施的。当时，上海房地产市场低迷。新政策鼓励高收入者积极购买住房：凡1998年6月1日至2003年5月31日，在上海购买或差价换购商品住房并在上海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中外籍个人，可享受购房后起算的个人所得税抵扣。

　　伴随这项政策的施行，当地房产销售的统计显示，1997年，住宅销售面积为617万平方米，1998年达到1057万平方米，而到1999年则突破1200万平方米。

　　就在2004年4月，上海还通过新闻发布会向中外记者解释了上海市房价涨速过快的主要原因，表示，上海仍然欢迎外国和外省市资金来沪投资楼市。并称，一些媒体关于温州炒房团炒高上海楼市的说法没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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