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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是国内最有名的摩托车生产厂商之一的管理者。正当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有一天，他在办公室忽然感到一阵心惊肉跳，跟着双手不停地发抖，浑身大汗淋漓，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袭遍了他的全身。然而，医院检查却未发现异常，注射镇定剂后很快症状消失。从此以后，郑重每天晚上都会在那天发作的时间醒来，出现心慌、出汗、莫名其妙的恐惧，然后长时间的失眠，于是经常对下属发脾气，弄得公司人心惶惶。后来朋友介绍他去看心理医生，才发现是得了焦虑症。
一项关于中国企业家阶层“工作、健康及快乐调查”，素描了中国企业家的典型生存状态：一天工作11个小时，睡6.5个小时，一周只休息1天。在一周约66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21个小时被花费在会议桌和谈判桌上，17个小时给了交际应酬，而另一个17小时则花费在商务旅行上。工作确实带给他们极大的压力，然而，当心情不好找人倾诉时，家人并不是首选，他们宁可将心事和压力闷在心底、默默承受。
殊不知，企业家并非超人，过劳、重压之下同样会倒下，他们已经日益凸现出“双高”人群特征：既是承受高压的人群，又是与心理因素有关的多种疾病的高危人群。
成功的镣铐
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这样一个“志得意满”的精英群体，渐成为各种身心疾患的重灾区？
“我非常清楚，社会生活的内容不能通过纯生理学的因素……我们必须考察的是社会的性质，而不是个人的性质。”——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如是说。
人们总是把“精明强悍”、“春风得意”等辞藻毫无保留地送给企业家们。然而，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这样一个“志得意满”的精英群体，成为各种身心疾患的重灾区？
每一种行为必有它的文化根据，正是文化确定了人们的生活态度。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了男性“强者”的角色定位。不愿意说累，似乎是中国企业家的通病。他们总是以“强者”形象示人，所谓 “男儿有泪不轻弹，虽然已到伤心处”。这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累”。李海仓的儿子李兆会曾忍泪谈到父亲的“累”——他在父亲的办公室发现一张字条，是父亲写了又丢弃的，上面写着：我太累了，太累了。一张写了然后丢弃的字条，代替了向他人的诉说却代替不了自身的劳累。这位企业家内心里已经产生的困境，但他不愿承认。他从来没有说过“我需要休息”。
“我是男人，我不能说自己不行”，使大多数男性企业家无论压力多么大，无论怎么忙，无论有没有觉睡，都只说：还行，挺好，没事，甚至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38岁的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明知自己病情严重反而加快工作节奏，终因肠癌不治而病逝，临终前这位“新浙商”擎旗人脸上的一行清泪，让人唏嘘不止。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对应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至今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依然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以亲情和友情为依托，以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为现实载体。企业不过是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在经济领域的反映。企业家之与一个企业，更像一个家长。这个家长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他管理企业靠的是血亲，或血亲的延伸，而不是制度化的用人机制;运营企业靠的是一人掌控全局，而不是各司其职的治理结构。企业的战略、重大决策等等所有问题，都是老总自己扛;企业的兴衰荣辱全在这个一家之主的一人肩膀上，他不累谁累？
此外，由于中国伦理文化重家庭伦理的私德而轻国家伦理的公德，提倡的是对“熟人”、对“血亲”的“忠”，向来缺少人们在履行社会义务或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中应当遵循的道德行为准则，在近年也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演化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立足根基——诚信、合作意识等伦理文化。而原有内化于心的道德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逐渐失效，还带来实用主义盛行。这使得企业家不得不面对来自于个人、团体的种种背信弃义，甚至有时候，企业家又是这种“背信弃义”的始作俑者。然而，内心法则的考量，又常使得道德成为有道德者的枷锁。譬如赵恩龙——“当赵恩龙多方筹款并将相应款打入银行后，银行却未能按照约定将钱重新贷给赵恩龙，又有空负他人的内疚，赵恩龙只有选择以死了断。”他的一位密友这样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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