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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状况就是“中产”文化还没形成，又何来阶层之说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轶玮/上海报道
9月14日，在“2005年中国商务人士调查”的新闻发布会上，嘉宾麦肯优势媒体媒介研究总监徐思说了一些题外话，却引起在场不少认同。
徐思说他有次和一群刚毕业工作的大学生聊天，随意问起这群年轻的白领平时喜欢穿些什么衣服，结果还是比较雷同，比如运动装和鞋子一定要耐克或阿迪达斯，西装要穿BOSS的，LV包更是好几个女孩子的最爱。
“从消费标志来看，他们已经很‘中产’了，但实际上，他们每个月的实际收入只有两三千，还不够买LV一个打折的包。”徐思笑着说，“有愿望和目标是好的，但这里的差距显然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而如今，另一种关于“中产”比较集中的声音是，很多看上去很“中产”的人并不认为自己“中产”，反而会感叹自己的爷爷奶奶才最“中产”。就像27岁的银行职员顾浩维总是抱怨自己的生活辛苦又无聊，一点不像爷爷，一个解放前的银行买办，日子过得那样优雅得体。
“我跟爷爷其实都可以说是社会‘中产’，为什么他过得那么上品，我就过得这么狼狈。”顾浩维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今天，“中产”这个词语如此耀眼，并不断促生出类似中国商务人士调查这样商机和社会意义并重的相关产品，似乎是政治、经济、文化各层面都在追捧的焦点对象，但在这个美丽的光环下，又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本里？
程乃珊、陈丹燕，两个烂熟老上海优雅“中产”生活的作家，两个生活在当代物欲横流社会中的真正“中产”,她们分别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专访,由她们来解析这个答案，想必是再精准不过了。
程乃珊：要“中产”，社会先稳定
《瞭望东方周刊》:老上海“中产”和如今的“中产”有什么异同点？
程乃珊:相同点还是比较多的，比如，同样受过高等教育，就职于大企业或国际公司，追求高品质的个人生活，对孩子的教育期待很高，等等。但我比较关注他们不同的地方，因为这个不同是文化道德层面上的，而且包括了价值观。
老“中产”虽然是当时最能接受西方信息的人，但同样很注重自身的传统文化，比如听戏或收集字画。这固然跟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有关，可问题的关键还在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儒学基础有关，他们对生活是求精不求阔,也不刻意追求一种身份和标志，而是自然自发的生活习惯。我认为现在所谓的“中产”很大部分只是“高收入者”，是不是就等同于“中产”，我质疑。进入“中产”的关键不是有多少钱，而是消费、生活方式和文化。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的消费内容是指消费观念或者价值观吗？
程乃珊:要谈这个问题，我想拿暴发户来作为参照。老“中产”与暴发户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比如说那时候的玻璃丝袜二两黄金一双，暴发户一买两双，老“中产”不是买不起这种时髦玩意，而是通常把钱花在一些耐用品上，像汽车、冰箱、烤箱这类进口甚至走私进来的产品，还有钢琴一类的乐器。对他们来说，不是买得起买不起东西的问题，而是观念跟不跟得上的问题，像中国有传统不食冷食，冰箱这样的东西，不是有钱就能接受得了的。
现在“中产”和暴发户都属于“高收入者”，就目前来看他们对财富的心理承受力和消费习惯没有太大的区别，这可能跟目前中国社会的状况有关，因为现在是市场经济，倡导的就是消费主义，有钱是地位和成功的标志，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就是这样的。像GUCCI这类的顶级品牌都会有针对中国市场的营销策略，其中有一条就是把商标要做在明显的地方，要大，最好整个包上满眼都是，但同样的商品在西方市场就会把商标做在几乎看不见的地方。我们现在的“中产”就比较乐于消费这样的产品，生怕人家不知道自己所穿所用的是名牌，不知道自己富有,而暴发户也喜欢消费类似的产品。更何况，现在社会对暴发户的看法已经不像以前是一种鄙夷的态度，因为他们也算是某种成功人士。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才产生今天这样所谓的“中产”？
程乃珊:我认为是社会环境没有提供条件。中产的数量决定了社会的稳定程度，这没错。所以政府鼓励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中产”是可以理解的。但“中产”阶层是否成熟稳定事实是由社会发展成熟度所决定的。因为社会形态成熟后，社会的各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发展都会相对稳定，才有基础完成“中产”所需的积累。但我们现在的社会，还处在一个尚未完全稳定的阶段，很浮躁，所以“中产”难以真正成形，而只流于一些表象概念，这是很现实的。但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淀，中国一代新“中产”会作为社会中坚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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