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哲与袁庚

　　“袁董真是很伟大很正直的一个人……我哪有做袁董司机的荣幸？”

　　《21世纪》：在您申请平安牌照的过程中，袁庚的亲笔信在申请牌照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听说你跟袁庚关系很紧密？

　　马明哲：网上很多人讲，我是袁董的亲戚，还给他开过车。根本没有的事！

　　我那时候见不到袁董。袁董那时候就是个神啊，能在电梯遇到都是荣幸。我在上山下乡时确实做过司机，这在当时还是选拔去的，但我哪里有给袁董做司机的荣幸？

　　不过，没有他老人家的亲笔信，用他的威望，不可能会有平安的成立。不仅如此，在我们的创业初期，他非常支持我们，蛇口当时有几百家公司，袁董唯一当过一届的平安名誉董事长，袁董是从来没当过任何一家公司的名誉董事长。袁董每次来开董事会讲的都是同样的话，平安是一家很好的公司，这批年轻人很有激情，很有闯劲，我之所以担任名誉董事长，就是帮助他们保持这个公司的体制、机制，为他们鸣锣开道，在旧的体制中杀出一条路来。和你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我也觉得年轻多了。当时蛇口的人，都有着这样的一种精神。

　　《21世纪》：平安当时说要搬离蛇口，袁庚是否支持？

　　马明哲：袁董后来跟我说，当时你们提出搬离蛇口的时候，我是有点看不懂，我后来明白了，平安逐渐长大了，就要飞出去，在更大的空间发展，觉得你们现在出来是对的，你们一定要走出去，我也要招商银行也走出去，而且他还后悔只让平安和招行走了出去。1993年以前，袁董对蛇口的情结还是蛮重的，但他后来思想有所转变，觉得大家都应该走出去。不要总是盯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蛇口不应该是蛇口的蛇口，它应该是深圳的蛇口，中国的蛇口。

　　《21世纪》：您怎么评价袁庚？

　　马明哲：袁董真是很伟大，很正直的一个人。他绝对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中功垂史册的一个人。他的包容和教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21世纪》：那您认为诞生在深圳，对平安的成长发展有何影响？平安会像传言说的那样搬离深圳吗？

　　马明哲：能诞生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对平安非常重要。包容是深圳最伟大的地方，它允许你去尝试，允许你去创新，鼓励你去解放思想。我对改革开放的深圳精神归纳为“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求实包容”，这是我自己归纳的。解放思想是最重要的，首先需要在理念上思想上解放，而创新是深圳的灵魂，任何一样东西都是创新的。与此同时，深圳也比较市场化，是想把深圳这个城市做大，把行业做大，这种想法是非常清晰的，因此，政府更多地会考虑市场规则。

　　竞争带来的国际金融企业

　　1992年，宏观政策上，邓小平南巡后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从行业的中观层面来看，当年6月，平安成为全国性保险公司，有了同人保及其他内资保险公司公平竞争的生存环境，但4个月后，美国国际集团及其属下的美亚友邦保险公司获准在上海经营保险业务，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保险企业，紧随着，日本东京海上保险也落户上海。1994年10月及1995年1月，由企业合资组建的股份制保险公司天安及大众保险相继在上海成立。保险业在金融领域中率先对外开放。

　　具体到微观的公司，5岁的平安不但要同人保博弈，亦要同海外巨鳄竞争，于是公司治理机制的改革开始，其方法是引入外资股东。

　　摩根高盛汇丰接连入室

　　《21世纪》：在平安引入外资股东前，平安有没有考虑引内资？

　　马明哲：平安诞生后不久，袁董也要求我们要有多个股份进来，我想到了中国远洋，因为它有运输保险，开始他们兴趣并不大。那时中国远洋怎会看上平安。用中国远洋的话来讲，我一条船就能把你“砸了”。他们一条船值1600万美金啊。

　　这里又有个插曲，平安刚成立那会儿，按当时的法规，我们所有的分保都给人保。比例是自留5%，95%要分保给人保。公司成立不久，我们承保中国的远洋船与日本的远洋船发生碰船事故，使价值1600万美元的日本“沱海”轮沉入大海全损。按事故认定，我们作为中国船方的保险人，需要承担全部责任，赔付1600万美元。按分保原则，在我们赔付后的14天，人保需要立刻给我们赔付1600万元的保单的95%。结果，因为种种原因，平安无法按时拿到人保的赔付。当时，这笔赔付，几乎耗尽了我们所有资本。分保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当时几乎是寸步难行，经过了长期争取，我们终于获得海外分保的批准。接着，我们又花了数年的时间，在国际分保市场不断地游说，以我们严格的核保和赔付纪录，也获得国际市场的良好信誉，此后，我们的大规模业务发展，就从这里开始。

　　《21世纪》：1994年，你们成功引进了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两大投行，这是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摩根和高盛历来是竞争对手，之前也从未合作投资一家公司。但这次海外两个大行却能携手共助平安，平安是怎么做到的？

　　马明哲：确实是这样，同行是冤家，他们两家公司，历史上从没有合作共同投资一家公司。1993年5月，深圳市政府为招商引资搭建了个平台叫“荔枝节”。利用这个机会，我认识了摩根亚洲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保罗·希尔和高盛的执行董事韩理，从我们的嘴里，让他们看到了中国保险业未来巨大的前景，谁都不惜放弃这个机会，结果，他们终于牵起手来，共同和我们合作。但他们的要求非常苛刻，在当时很难理解。我曾和当时招商银行行长王世贞商议，王说，马明哲你要想好，用他们的钱，你就要按人家的规则办事。他们几点要求，在当时要做到非常不容易，第一是要满足国际公司治理的要求，对董事会和管理层要求制定许多当时很少见的规则；二是必须要聘请国际会计师进行审计，依照国际会计准则做报表，对公司的透明度要求非常高；三是要求公司制定非常清晰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说到就要做到。如果实现不了，就要有一系列的处罚；四是重要岗位必须聘请国际有经验的专家。当时，我们许多的同事讲，这简直是侮辱我们。

　　面对世界上最聪明的两大投行，谈判变得十分艰难。在财务上，两家都要求按照国际会计准则重新做会计账目。这意味着五年来，所有的年度的会计账目都得重做，工作量巨大。我们的财务部天天加班用了10个月时间才完成。没有办法，接受人家的钱，只好按人家的规矩。即使内部当时，我们也用了很多时间来统一。

　　《21世纪》：如果放在现在，企业非常愿意吸引知名投资机构。这样便于日后上市获得一个好的发行价。但在1994年，你们引进两大投行是出于何种原因？

　　马明哲：他们给平安带来的远非资金那么简单。摩根、高盛入驻后派出了顾问团，并建议聘请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担任财务顾问，极大改善了平安的经营管理。而且他们改善平安治理机构，强化了公司的风险管理机制等等。从现在回头看，没有当时的勇气，没有接受他们，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坚实基础。

　　2002年10月8日，平安和汇丰签署了一份《认购协议》，汇丰集团的附属公司汇丰保险集团以6亿美元认购平安股份，持股比例为10%。这是平安股权国际化的又一重要步骤。

　　《21世纪》：2002年汇丰成为平安的战略投资者。但汇丰并没派管理人员入驻平安，你们的关系怎么样？

　　马明哲：汇丰的投资和当时摩根高盛不一样，这时的平安，经过他们十多年的帮助，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化的经营管理制度，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有一半是来自海外，已经比较成熟。汇丰为什么不派人来呢，第一是平安这个团队可以信任，第二是平安的机制和决策很流程化，第三平安的信息披露是很足够的。如果这三点做得到的话，他们是不会派人来的；如果做不到的话，他完全有权利派人来。

　　《21世纪》：如果不派管理人员，汇丰给平安带来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马明哲：汇丰对平安帮助非常大。虽然汇丰没有派管理人员，但按入股协议，他们必须在几个金融管理领域给我们提供技术，汇丰在内部管理方面有几个援助的项目，他们不同的专家进驻公司，协助我们改进管理，加强风险管控，还把经营模式、治理结构、管控流程、市场网络、后援服务等技术传授给我们。汇丰的这些技术和经验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想象到的，就算想象到也不是一下可以拿到的。正是因为有汇丰这个参照物，平安避免了很多弯路。汇丰的参股，又让我们的经营管理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

　　1994年，经过历时一年的谈判，中国平安同摩根士丹利、高盛签约。对方以每股净资产6倍的价格取得了平安13.7%的股份，入股资金为每家3500万美元，平安走出了国际化的第一步。2002年，汇丰6亿美元认购平安10%的股份。2004年6月24日，中国平安集团H股IPO，此次全球发行13.8789亿股H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2.4%，平安国际化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