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

　　马明哲的努力其实无意中迎合了1950多公里外的中南海的深谋远虑。1984年，国务院成立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刘鸿儒担任组长。1985年底，金融体制改革整体方案经过多次研究修改和汇报后，已基本成形，正式列入“七五”计划。里面涉及到了保险业的改革。

　　然而，固有利益团体以及改革的顽固人士让马明哲申请牌照之路远不是他所述的那么简单。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向旧体制的冲击大都伴随着曲折，破除独家垄断的尝试亦然。我们在此详细追问了马明哲申请牌照的历程，这也是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缩影。

　　《21世纪》：我们注意到，从1985年中央成立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之后，中国的金融改革步伐加快许多。1987年，以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为代表的股份制银行纷纷成立，让外界认为打破人保垄断的股份制保险公司成立也应顺理成章。但计算从您向袁董递交申请书到拿到牌照，前后竟经历两年之久。

　　马明哲：确实不容易。我们大概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很多人跟我一起跑北京，都坚持不下来，前后换了三批人。人行、国务院特区办、财政部，人保，还有其他部委。每个部委跑了起码有十几次，总共花了20多个月才拿到这个执照。

　　当时还有一个插曲，1986年春节后不久，没见袁董之前我就以社会保险公司名义，写过一个招商局保险公司申请商业保险牌照的建议，递交给人行深圳特区分行。该行第二天就以目前条件不成熟为由，退了回来。

　　但我的性格是比较有韧性的。我总是觉得，国家肯定需要多几家保险公司，就连一个小小的香港，就有100多家保险公司，而当时，蛇口的外商投资者在这方面的呼声也很高。其他人也支持我的观点。随后我才找到车国宝，也就发生了随后跑部委的事情。

　　第一次去北京时，我向人民银行总行反映了被深圳特区分行退回申请书的事。人总行具体负责金融机构管理的处长蔡鄂生非常认同我的看法，即刻要求深圳特区分行，不管同意不同意，将建议转报上来。深圳特区分行一听上面的电话，立刻联系我将材料再报一次。这份建议很快就送到了人总行。人总行当时会同人保公司经过初步研究，觉得我们的建议很好，但是目前不可行。第一个理由是保险条例不完整；第二，他们认为再保险问题没解决；第三，说深圳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太快办一个保险公司可能会引起混乱，等等。

　　第三次去北京时我便决定到中南海找张劲夫。也许是天意，领导接见了我这样的小人物，张当场就批示我的建议可行。我着急地问，是否可以由我直接带回去，他说“这东西怎么能带呢。”后来还是通过文件转递到人总行。

　　《21世纪》：有了张劲夫的批示，如同得到一把令箭，接下来的事情，会容易许多。

　　马明哲：不完全是。申请牌照的报告到了人总行，人总行又转给人保，要人保提意见，人保就不同意。当时人总行没有人专管保险，只有一位副处长兼负责信托和保险的，她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就拿着材料一个一个部门跑，最后有人出了个主意，说这样跑也不是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开个研讨会，让各部门的人都来表态。

　　《21世纪》：这场会议想必惊心动魄？

　　马明哲：为了这个研讨会我几天几夜都没有睡觉。会议召开时，恰好人保搞植树活动，只派了个处长过来。别的部门全是局长，以前开会座位是“等级森严”的，处长坐不了中间这一排，我还坐人保那位处长的前边。

　　会上，国务院特区办的代表一开始就放炮：“深圳蛇口(办保险公司)绝对是应该的，那里的外商有这样的需要，应该给予支持”；人总行跟着上来，“我们觉得法规是可行的”；财政部讲，“如果大家认为可以我们也不反对”。

　　最后，人保那个处长说，“我今天来没得到领导授权，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们也没有什么意见。”当时国务院特区办的一个姓赵的同志说，“他说话了，把他记下来。”——如果那个会议有一票提出反对都不行，在当时那个体制下是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只有大家都同意才能通过。我一直都非常感激这位处长。

　　会后一个礼拜同意蛇口办保险公司的文件就下发了。但之前拟文的过程中，碰到了个问题，这个获批的保险公司还没有名字。当时，我正好在香港开了个保险业的会，与会者有香港的两家保险公司民安和太平，各取一字，我就想到了“平安”，马上打电话告诉他们，平安的名称就写到文里面了。

　　走出蛇口

　　马明哲说：“平安跟人保博弈的过程，也可以叫市场化过程。”诞生时的人保和平安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人保的办公楼当时坐落在北京二环路街面上，20层高，而平安仅仅拥有蛇口招商北路六栋里的一层“门面”，几间房间，建筑面积只有400多平方米。

　　力量悬殊的竞争带给平安的是重重困难。

　　《21世纪》：只有2.14平方公里的蛇口显然不能满足一个保险公司的需求。保险业存在一个“大数法则”的制约，平安必须走出去。

　　马明哲：是要走出去，但走出去也有迫不得已的缘由。平安刚成立，人保跟我们签订了一个全国性的检验理赔协议。例如，有一批货从蛇口港运到天津港，若出现了事故，就必须有人当时在天津检验，因为出了问题的货物要是不搬动，就影响码头的运作，而保险公司检验需要现场检验，要等保险公司查勘过，要不然就不理赔。那么短的时间买机票都来不及。所以我们跟人保签订了一个全国性的检验理赔协议，哪里出了问题，人保帮我们做，我们付费，这也是全球通常做法，各个国家的保险公司，都相互代理检验理赔。到了1989年，人保单方面发给我们一纸通知，宣布取消代理关系。当时，整个公司都愣了——取消代理后怎么办？整整一个月我的头晕晕沉沉：公司货物的运输保险不敢做，异地的保险更不敢搞。

　　凡事都是一样，危机伴随转机。那时候我们想，解决这个问题，靠人家是不行的，只有靠自己，能不能开个代表处？1989年3月刘鸿儒正好到招商银行去检查工作，我在门口等他听完汇报后，凑上去递张名片给他。他看到名片后说，“平安保险批了吗？噢，是我批的。”我想让刘鸿儒来公司详说代表处的事情，邀请他来公司看看。便说“很近啊，100多米，走过去看看啊。”就这样硬把他拉过来。

　　刘鸿儒来到公司，看到公司员工兴奋的创业激情，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原本他只打算看看平安，但在平安停留了大半天。我借机向他反映代理取消了，问他能不能在异地设立办事处。

　　他说“我看行！”——后来就批了6个代表处。当时，我们一批创业的年轻人，几乎兴奋到几天都睡不好觉。

　　《21世纪》：你是要批办事处的，而不是代表处。在金融系统中，代表处可是不准做业务的啊。

　　马明哲：从办事处到代表处有个故事，在申请办事处的时候。人行一官员称：“全国整顿，就不要搞办事处了，先搞一个代表处吧。”平安就先设代表处。但那时我们的代表处的确办理一些股东的业务，不久，就有人投诉我们超范围经营。后来我们解释说只做股东(工商银行)的业务，这确实是经过人行同意的。后来代理越做越大，人行建议我们规范起来，我们就逐步将代表处申请成立为分公司。

　　如果人保不停止理赔协议，我也找不到理由(开代表处)，如果不是我们当时开展股东业务建立了基础，后来也不会给我们走出特区这么快。所以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困境，其实暗藏转机。